在日本商人和政客去纽约，就和乌龟进池塘一样正常，”我说，“大多数都是我认识多年的人。确实，离开日本会很突然，但考虑到旦那将来在美国的时间会越来越多……”我知道确实如此，因为他告诉过我他要在纽约开设分公司的设想。

    “小百合，我对此没有兴趣。”他说道。我想他还有话说，但我装着没听见，继续说了下去。

    “别人说，在两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会经历一段困难时期，”我说，“所以当然啦，母亲要是带着她的孩子去美国这种地方，聪明的话，大概是会定居在那里了。”

    “小百合……”

    “那就是说，”我又说，“一个女人做了这样的选择，大概是永远不会带她的孩子回日本了。”

    到这时会长一定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从日本除去了西阪稔成为他继承人的唯一障碍。他脸上顿时出现了惊诧的神色。接着，他大概脑海中浮现出我离他而去的情景，怒气就像鸡蛋一样被砸破了，眼角聚起一滴泪水。

    那年八月，我移民纽约，开办了我自己的一家小茶屋，接待到美国旅行的日本商人和政客。我的小茶屋座落在第五大街附近，几乎是一开张就生意不错。许多来自祇园的艺伎都到我这里来工作，豆叶也常常来访。现在只有当好朋友和老熟人来时，我才亲自去接待，平时我则有许多活动。上午我常去一群当地的日本作家和艺术家那里，学习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如诗歌、音乐，有一个月我们还学纽约历史。

    我掀开镜子上的锦缎罩子时，常想起我在祇园常用的乳白色化妆品。我真想回去看看，但我又怕看到种种变化。每次从京都来的朋友带照片给我看，我就常想，祇园已经像一个经营不善的花园一样，长满了野草。比如说，几年前，妈妈死了，新田艺馆被拆除，原地建了一幢小水泥楼，底楼开书店，上面是两间公寓。

    我刚到祇园时，那里有八百名艺伎，现在则六十个都不到，学徒也不多。而且这个数字 逐日递减。会长最后一次来纽约时，他和我在中央公园里散步。我们偶尔谈到了过去，当时正走上一条松林小径，会长突然停下脚步。他经常告诉我，在大阪城外，他老家门口道路两旁种满了松树。我看着他，就知道他想起了它们。他一双风烛残年的手撑在拐杖上，闭着眼，深深地呼吸着旧日的香味。

    “有时候，”他叹了口气，“我想，我记忆里的东西要比我看到的真实得多。”

    我年轻时，曾相信激情会随年龄增长而淡漠，正如屋子里的一杯水会慢慢蒸发到空气中。但是，会长和我回到公寓，我们互相干杯，彼此还是情深意切。我开始觉得，已经死去或离我而去的那些人其实并没有消逝，而是一直活在我心中。

    几个月后，他过世了。我知道，他在高寿之年离开我，正如树叶飘零枝干，是自然而然的事。

    有时候我穿过公园大道时，也突然会有种奇特的感觉，似乎周围的一切都那么陌生。黄色计程车稳稳前行，按着喇叭，挎着手提包的妇女看到一个矮小的日本老妇，穿着和服站在街角，脸上也会显出好奇之色。但说回来，如果我回到养老町，难道就不会感到陌生吗？若不是田中先生把我带离醉屋，小小年纪的我，从不相信生活会是一场搏击。但如今我知道，我们的世界潮涨潮落，并无恒常。无论是怎样的奋斗和成功，无论何等的痛苦和磨砺，都会很快渗入浪涛中，就像水墨颜料泼洒在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