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怕是的。这正是现代类似巴金这样小说家的悲剧。现代小说家一个共同的理想是：怎样扔开以个人为中心的传统写法，达到小说最高的效果。他们要小说社会化，群众化，平均化。

    他们不要英雄，做到了；他们不要中心人物，做不到。关键未尝不在：小说甚于任何其他文学种别，建在特殊的人性之上，读者一个共同的兴趣之上：这里要有某人。也就是在这同样的要求之下，读者的失望决定《电》的命运。《雾》的失败由于窳陋，《电》的失败由于紊乱。然而紊乱究竟强似窳陋。

    而且，我敢说，作者叙事的本领，在《电》里比在里还要得心应手。不是我有意俏皮，读者的眼睛实在是追不上巴金的笔的。

    然而，回到我方才的观察。吴仁民在《电》里成为一个长者。他有了经验；经验增进他的同情；绝望作成他的和平。

    直到如今，我们还听得见关于革命与恋爱的可笑的言论。没有比这再可笑的现象了：把一个理想的要求和一个本能的要求混在一起。恋爱含有精神的活动，然而即令雪莱再世，也不能否认恋爱属于本能的需要。如果革命是高贵的，恋爱至少也是自然的。我们应当听其自然。那么，革命者应当恋爱——和别人一样。明临死吐出他一向的疑问道：quot;我们有没有这——权利？quot;义务的观念磨难着他。吴仁民安慰他而且解释道：quot;为什么你要疑惑呢？个人的幸福不一定是跟集体的幸福冲突的。爱并不是犯罪。在这一点我们跟别的人不能够有大的差别。quot;

    在理论的发展上，这《爱情的三部曲》实际在这里得到了它最后的答案。答案的一个例子是恋爱至上主义者的慧，永久唱着她的歌：quot;我知道我活着的时候不多了，我就应该活它一个痛快。quot;

    另一个更其圆满——更其理想的例子，便是吴仁民与李佩珠的结合。我得请读者多看一眼《电》的第六章，这一章写的那样真实，而又那样自然。这里是两个有同一信仰的男女拢在一起，我几乎要说两位领袖携手前行。恋爱增加他们的勇气，让他们忘记四周的危险。他们有的是希望：quot;明天的太阳一定会照常升起来的。quot;即使对于他们明天一切全不存在，他们的信仰也不会因而动遥quot;我不怕……我有信仰。quot;

    这不正同作者在另一篇序里说的：quot;我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quot;不谋而合吗？我不晓得他们的信仰是否相同，然而全有信仰，不是吗？幸福的人们，幸福的巴金。

    双十节转录天津《大公报》文艺栏）

    《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由

    ——答刘西渭先生朋友：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你。我称你做朋友，你应当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疏远的称呼。除了我的《爱情的三部曲》外，你也许还读过我的散文或杂文，你也许还认识我的一两个朋友，从这里你应该明白quot;朋友quot;两个字在人的生活里的意义。我说过我有许多慷慨的朋友，我说过我就靠朋友生活。这并不是虚伪的话。我没有家，没有财产，没有一切人们可以称做是自己的东西。我有信仰，信仰支配我的理智；我有朋友，朋友鼓舞我的感情。除了这二者我就一无所有。没有信仰，我不能够生活；没有朋友，我的生活里就没有快乐。靠了这二者我才能够活到现在。

    你说我是幸福的人，你还把我比作一个穷人，要来为同类争取幸福（我佩服你这比喻作得好。）。对你这些话，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我刚刚写好《爱情的三部曲》的总序，在这将近三万字的文章里（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长的序），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灵魂的一隅：我说明我为什么要写那三本书；我说明我怎样写成它们；我说明为什么在我的全部作品中我特别喜欢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