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交的几个穷朋友）。

    房子共有六七间，写字台五六张，每张写字台上都摆着大玻璃片。墨水瓶，剪刀，浆糊，图钉，这一些零碎就买了五十多块钱的。

    厨房里面，请上娘姨，生起火来，开了炉灶。若遇到了有钱的朋友来，厨房就蒸着鸡啦，鸭啦，鱼啦，肉啦，各种香味，大宴起客来。

    比方会写一点诗的，或将来要写而现在还未写的，或是打算不久就要开始写的诗人，或是正在收集材料的小说家……就是这一些人等等，马伯乐最欢迎。他这些新朋友，没有几天工夫都交成了。简直是至交，不分彼此，有吃就吃，有喝就喝，一切都谈得来，一切不成问题。

    马伯乐一看，这生意将来是不成问题的了，将来让他们供给文章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并非商人之交，商人是以利合，他们却是以道合。他们彼此都很谈得来。

    马伯乐把从前写小说的计划也都讲了一番。但是关于他为着想卖点稿费才来写小说这一层，是一字未提的，只说了他最中心的主题，想要用文章来挽救中华民族。

    “真是我们的民族非得用我们的笔去唤醒不可了，这是谁的责任……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

    马伯乐大凡在高兴的时候，对着他的宾客没有不说这话的。

    于是人人都承认马伯乐是将来最有希望的一人。

    彼此高谈阔论，把窗子推开，把椅子乱拉着。横着的，斜着的，还有的把体重沉在椅子的两只后腿上，椅子的前腿抬起来，看着很危险。可是坐在椅子上的人把脚高高地举在写字台上，一点也不在乎，悠然自得。他把皮鞋的后跟还在桌心那块玻璃砖上慢慢地擦着。

    他给我买一件寄来。俄国东西实在好。”

    马伯乐说：

    “很好，很好。”

    再说那卖俄国画片的书店，众人都不落后，各人说着各人对

    那书店发现的经过。有的说：

    “刚开门不久。”

    有的说：

    “不对，是从南京路搬来的。”

    有一个人说，他在两年前就注意到它了。正说到这里，另一个人站起来，把一支吸完了的烟尾从窗子抛到花园里去。那个人是带着太太的，太太就说：

    “你看你，怎么把烟头丢进花园里，花是见不得烟的。”

    马伯乐过来说不要紧。

    “这花算什么，没有一点好花。”

    可是大家的话题仍没有打断。那丢烟尾的人发表了更丰富更正确的关于那家书店的来历，他说他有一个侄子，从前到过海参葳，学了很好的俄国话回来。他是那书店老板的翻译。

    “老板的名字叫什么来的，叫做什……多宁克……有一次，我到那书店里去，侄子还给我介绍过，现在想不起了，总之，是个纯粹的俄国人，从他那哈哈大笑的笑声里，就可以分辨出来，俄国人是和别的国人不同的，俄国人是有着他了不起的魄力的……”

    他知道他自己的话越说越远，于是把话拉回来：

    “那书店不是什么美国人开的，也不是从南京路来的，而是从莫斯科来的，是最近，就是今年春天。”

    关于这样一个大家认为前进的书店，马怕乐若不站起来说上几句，觉得自己实在太落后了。但是他要说什么呢！其实他刚来上海不久，连这书店还是第一次听说，连看也未曾看过，实在无从说起，又加上已经被人确定是俄国书店了，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大家也就不感到趣味了。马伯乐看一看这情景，也就闭口无言算了。

    大家都静了几分钟。

    马伯乐要设法把空气缓和下来，正好门口来个卖西瓜的，就叫了佣人来抱西瓜，他站在门口招呼着：

    “选大的，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