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我说：

    “我就是被处分的那个人。”

    她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开，第二次看我。她疑疑惑惑地打量着我，问：“你在跟我说话？”

    “我就是那个被处分的人。”我重复道。

    她仍然是那个和她不相干的眼神，望着我，半张开嘴：

    “为什么？”

    “作弊。”

    她不要是有点怕了，怕碰到神经病。是的，她一定有点怕，她眼睛里有一种深深的退缩，像正站在十步开外看我，实际上她就在我的眼前。不管她怕不怕，我没有停下来，我已经失去了自制力，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我被处分的来龙去脉：樊斌怎样急切地呼唤我的答案、我怎样一丝不苟地把解题过程抄下来、怎样把纸团丢向他、监考老师怎样发现了我们的“交流”、怎样把纸团塞进屁股上的裤子口袋里、班主任怎样骂我们、李老师怎样给我们打了零分又怎样希望掩人耳目、一个匿名的乌龟王八蛋怎样把我们出卖给校长、校长怎样派那个青春期的政教处干部来审讯我们、喇叭里怎样通报我们被给予警告处分的决议，那张破烂布告怎样被贴在了校门口……我一直对自己说，不要提起处分的事，不要提起混账的处分的事，因为我就怕会出现现在这样没完没了的情况。我喋喋不休，活像个女人似的说着，奇怪的是，我说这件事时，是那么漠然的一种口气，倒有些隔岸观火的意思——而事实是，传纸条的是我，被像个诈骗犯一样抓到的是我，倒霉的也正是我。我几乎不带任何感情地叙述，既没有语气也没有动作，简直没有什么标点符号表示停顿。这可太丢面子啦，我痛苦地在心里想，嘴上却不住地讲述。我的这种文字水平差不多可以用它来写小说。

    她脸上的表情有什么变化？我已经来不及去注意了。我是满心的愤懑，对全世界的愤懑，我的愤懑如此之大，以至于我顾不上去注意坐在对面的是她——是这样的，我好像是越过了她的身体、忽视她的存在、注视着她的背后在叙述我倒霉的经历。那么，她的后面是什么呢？

    世界的尽头。

    她的后面是我世界的尽头，而她——我竟会有这诗意的幻想，真叫我吃惊——是我世界尽头的保护人。

    我世界尽头的这位保护人，在我叙述的全过程中始终没有吱声，也没有动。她坐在我的对面，好像和我、和这学校、和这世界没有任何关系。直到我的叙述结束，她也仍然没有动，不出声地望着我。她的眼睛又大又透明，她薄薄的长发温柔地摩挲她的面颊。

    让我再想一想她的那对眼睛，那对又大又透明的眼睛，悄没声息地望着我——我说，它们又大又透明，因为它们确实是透明的，是纯粹的透明。有一种很滥的说法，宣称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的眼睛不是这样，她的眼睛是“世界的窗户”。我看不见她的心灵，可是我在那对透明的眸子里看到了这个世界！她这个人在那里，差不多像没有人在那里，因为你感觉可以透过她的眼睛看见她后面的东西；惟一的不同是，她的眼睛给这世界带来了一种光，一种纯粹的、透明的折射光，一种不带颜色但是看得见的光。

    让我再想一想她那对又大又透明的眼睛！

    她望着我，透明地望着我。接着，她说：

    “人都走光了。”

    她说的时候，也不像笑，也不像没笑，她也没有环顾四周，只是十分有把握地、透明地望着我，说：“人都走光了。”

    我扭头看看四周——阅览室里空无一人。

    我忽然恨她，她让我说出了一切，然后说，人都走光了；她那么缺乏意义，仿佛我的愤懑都是些无聊的把戏。我恨她，我发疯似的渴望再看一看她透明的眼睛，我恨她。我掏出笔，几乎野蛮地抢过她手里的书，在那一页的空白处写下我的名字，然后把书扔还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