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我叫裂开来了。

    我在A那个大学的校门口，可是我并不是来看A的。好像我每次到A的大学都不是来看A的——这里有太多我的中学同学了，多得我都来不及去看看A。

    我站在校门口左面那个邮筒旁边，东张西望。我在等C。C是一个男的，也是我的高中同学，过去和A很要好。校门口有许许多多的人和车，所有人都是一种慌乱的样子，在走出走进。还有几个保安人员站在当路挥手，可是没有人听他们的。我数了一会儿，没有搞清楚到底有几个保安——你永远也搞不清楚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个警察、保安，真是伤脑筋。总而言之，我长时间地看着校门口，看得久了，简直以为那里是全世界人最多最乱的地方，于是我心里就很烦，只好转过脸去，看两个人打投币电话。

    那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可是电话机庞大的身躯挡住了他们，让他们谁也看不见谁。他们都在打很长很长的电话。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像商量好的一样，一会儿你变姿势，一会儿我变姿势，轮流变。然后其中一个人挂了电话四下环顾，看见了我，就走过来问我换一元硬币。我说，我不能换给你，我只有一个。说着我就把仅有的那个硬币掏出来给他看。接着我说，要不然这个就给你好了。他赶忙说不用不用，只有一个也不够。我说，那么你去买样东西，找一点。他笑了笑，对这个建议似乎不甚赞同。他说谢谢，转身苦闷地走了。

    这时突然有个人拍我的肩膀，扭头一看，不是C，是A。A说：咦，怎么在这里?我十万火急地说，你有没有一元钱硬币?他说有。我说多少多少?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硬币来。我连忙大声叫那个苦闷的人回来，把A的硬币换给他。那个人已经走到马路对面去了，在公交车之间飘忽不定，我叫得声嘶力竭，他才听见。等他又跑过去打电话，A说：“你这算什么。”

    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算什么。我说：“我等张斓(C的名字)，你陪我等吧。”A看看表，说：“我只能陪你等一刻钟。我要去做家教。”我笑起来说：“你做家教，怎么我不知道?”他说：“第二次而已。寝室里一个人不做了，一定叫我去做。小孩是蛮好的。”他一直在看校门对面停的一辆大巴士，半晌，指着它说：“会不会在巴士后面?”“没有。我看过了。”我说。

    我和A站在校门口，一起等C。A开始说C如何会放别人鸽子，历数C放鸽子的罪状。他说的时候，把手放在我后颈上，说到中间，突然停下来问：“脖子那么空，冷不冷?”我说：“习惯了。说下去。”他就说下去，手没动。傍晚这个时候，不知从哪里出来了许多风，连夕阳也是冰红色，很快很快就化成冰蓝色的一大摊，没办法收拾掉。大家都结冰了，包括我。不过我的脖子后面是巴掌大一块热乎乎的。风吹啊吹啊吹。我听着我熟悉的A的声音，默默想，这一刻我一定要永生永世记住。

    A陪我等了二十分钟，来不及，就走了。走以前，他掏出来一块很大的白手帕，系在我脖子上。我说：“这算什么?”A笑眯眯的，说：“幸亏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就走了。A走之后一分钟，C从校门里面跑出来，大叫着：“表停了。对不起哦!”

    C跑到我面前，喘着气说：“对不起对不起!你等了多久?”我说：“没多久。”C带我往校园里走，在前面回过头说：“我想你要杀掉我了。真是对不起。我跑出来的时候，一直想怎么办怎么办，即使你要我的头，我也肯的。”我在他背后穷笑，笑得脚发软，走不快，他走得特别快，又不停地回头跟我说话。突然他回头指着我脖子上的白手帕问：“这算什么?”我说：“啊。”就把手帕摘下来塞在口袋里。

    C的寝室在学生公寓顶楼。在楼梯上，他说：“六楼走起来太吃力了。”又说：“咦，今天怎么这么清静，一个人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