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修来医治。总医院具有一种道德地位。它的监理们负有道德责任，同时被授权学有各种司法机构和压迫手段。quot;他们有命令、管理、商业、警察、司法和惩治的权力quot;；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可以使用quot;火刑柱、镣铐、监狱和地牢quot;。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工作义务就取得了既是伦理实践又是道德保障的意义。它将成为禁欲苦行（askests）、成为惩罚，成为某种心态的表征。凡是能够和愿意工作的囚徒都将获释，其原因与其说是他已再度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不如说是他再次在人类生存的伟大道德公约上签了字。1684年4月的一项法令规定，在总医院内设立一个收容25岁以下少男少女的部门，在该部门里，每日大部分时间必须工作，还必须辅以quot;读讲宗教著作quot;。但是，按照规定，这种工作完全是约束性的，没有任何生产的考虑：quot;应该在他们的体力和状况所允许的限度内让他们尽可能长时间地、辛苦地工作。quot;根据他们在这最初活动中的积极态度quot;判断他们改过自新的愿望quot;。然后才能教他们学习一门quot;适合他们性别和禀赋quot;的职业。最后，凡有过失quot;都将受到总监认为适当的惩罚，如减少粥食、增加劳动、禁闭以及该医院通用的其他惩罚手段。quot;读了《萨尔佩特利耶尔圣路易医院日常生活条例》后，就完全能够懂得，劳动规定是作为道德改造和约束的一种练习而被制度化。如果说这种规定没有揭示出禁闭的根本意义的话，那么它至少揭示了禁闭的基本理由。

    发明一个强制场所，使用行政措施进行道德训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批将道德义务和民法组合在一起的、令人瞠目的道德机构。各国的法律将不再容忍心灵的混乱。虽然，在欧洲文化中，道德错误，甚至完全私人性的错误，被视为对社会成文法或习惯法的冒犯，这并不是第一次。但是，在古典时期的大禁闭中，最基本的也是最新的特点在于，人们被禁闭在纯粹道德的城市中，在那里，毫不妥协、毫无保留地用严厉的肉体强制来实行统治心灵的法律。道德自愿地像商业或经济那样接受行政管理。

    于是我们便看到，在绝对君主制的机构中——在这些长期以来一直成为其专横权力的象征的机构中，铭刻着资产阶级和继之而来的共和主义的重要思想；美德也是一种国家大事，可以用法令来振兴美德，可以设立权力机构来确保美德受到尊重。禁闭的围墙实际上是把17世纪资产阶级的良心开始憧憬的道德城市中的消极因素圈封起来。这种道德城市是为那些从一开始便唯恐避之不及的人设立的，因为在那里正当的统治完全凭借着不许上诉的暴力来维持。这是一样美德的统治，在那里人人自危，对奉行美德的唯一回报（美德本身也就是报酬）就是避开了惩罚。在这个资产阶级城市的阴影笼罩之下诞生了这种奇怪的美德共和国。它是用暴力强加给所有被疑为有罪的人的。它是古典时期资产阶级的伟大梦想和严重偏见的底面：国家法律和心灵法律最终合二为一。quot;让我们的政治家们停止他们的计算吧，......让他们彻底懂得，金钱可以支配、切，但不能支配道德和公民。

    看上去，难道不正是这种梦想素绕在汉堡禁闭所的创建者们的心头吗？有一位监理希望看到“在这所教养院所教导的一切都完全符合宗教和道德义务。……教师应该用宗教来教诲儿童，在合适的时候鼓励他们学习和背诵圣经的段落。他还应教他们学习读写和计算，教他们学会用文雅举止对待参观者、他应该负责让他们井然有序地参加宗教仪式。”’在英国，劳动院的条例用很大篇搞规定道德监督和宗教教育。譬如，普利茅斯劳动院指定一名教师来贯彻“虔诚、庄重和谨慎”三项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