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口挑动其他疯人闹事，并以此为乐”。但是，禁闭和牢房也同样适用于“那些不能服从一般的工作律令的人，那些用邪恶手段折磨其他被收容者和不断挑动其他人争斗并以此为乐的人”，以及那些“在疯癫发作时有不可抑制的偷窃病的”女人。宗教狂热导致的不服从，拒不工作和偷窃，是对抗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基本价值观的三种重大罪行，即使是疯癫所致也不能宽有。它们应受到最彻底的禁闭，受到最严厉的排斥，因为它们都表现为对道德和社会一律化的抗拒，而这种一律化正是皮内尔的疯人院的存在理由。

    过去，非理性被置于审判之外，从而被武断地弓版给理性的权威。现在，它则受到审判）但不仅仅在它进入疯人院时为了识别、分类和使它从此变得清白而对它进行审判。它已经陷于一种无休止的审判中。审判永远跟随着它，制裁它，宣布它的过失，要求它体面地改过自新，甚至驱逐那些可能危害社会秩序的人。疯癫逃脱了那种武断的处置，其结果却是进入了一种无休止的审判。疯人院为这种审判配置了警察、法官和刑吏。在这种审判中，根据疯人院所要求的生活美德，任何生活中的过失都变成了社会罪行，应受到监视、谴责和惩罚。这种审判的唯一后果是，病人在内心永远不断地悔悟。被皮内尔“释放”的疯人以及在他之后受到现代禁闭的疯人，永远被置于受审的地位。如果说他们已不再被视为罪犯或与罪犯相联系，他们仍每时每刻受到谴责。他们受到指控，却从未见到指控的正文，因为他们在疯人院的全部生活就构成了这种指控的正文。在实证主义时代，皮内尔创立的并引以为荣的疯人院不是观察、诊断和治疗的自由领域，而是一个司法领域，在那里，疯人受到指控、审判和谴责，除非这种审判达到了一定的心理深度，即造成了悔悟，否则疯人永远不会被释放出去。即使疯癫在疯人院外是清白无辜的，但在疯人院中将受到惩罚。在以后一段时间里，至少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疯癫一直被禁闭在一个道德世界之中。

    除了缄默、镜像认识、无休止的审判外，我们还应提到疯人院特有的第四种结构。这种结构是在18世纪末确立的，即对医务人员的神化。在上述结构中，这种结构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不仅确立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新联系，而且也确立了精神错乱与医学思想的新联系，并且最终决定了整个现代疯癫体验。在疯人院的前三种结构中，我们发现它们与禁闭的结构相同，只是发生了位移和形变。但是，由于医务人员的地位发生变化，禁闭的最深层意义被废除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疾病就有可能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