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老了老了弄个历史问题你可怎么跟儿女交代！”哄笑声中，卢奶奶慢慢合拢伸开的手指，满脸羞愧地笑了一会儿，不言语了。

    人们重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

    “要是我，说什么也得让他们把我们他爸调回北京来，支援三线时说是三年就回来，这可倒好，我们‘小援子’今年都十三了。”墙角处有人叹了口气。

    火炉前有人点了支烟：“甭提了，要是我，能求他们帮着把我儿子从云南转回来就行了。”

    “还得给分个正式工作！”柱子后头吐出了一口痰，“我们二小子从内蒙回来两年多了，一直分配不出去。要是红旗车开到厂门口，下道命令？厂长也得屁颠屁颠的！可惜……”

    “唉！也甭贪心不足，能给咱老姐们儿长几块工资就行啊……”

    低矮的老屋里又一次沉默了，说是水足饭饱后的发呆，显然不准确，因为一双双眼睛都闪着一种奇异的光——向往的光？欣喜的光？还是如愿以偿的光？说不好。总之，是这间东倒西歪的小车间里罕见的光，是这些年过半百的眼睛里少有的光。人们象一尊尊石像，直勾勾地望着一个固定的地方。有的在抠腮边的痣，有的在掀鼻孔里的毛，有的从鼻孔里抠出些东西来在手指间探着……好像都在谛听着什么福音。

    “冰——棍儿！”深秋的风送进来一声悠长的呼唤，竟把人们从那忘我的境界中唤醒过来。

    “唉，我可不想让汽车撞死。”不知是谁最先恍然大悟了。小巷深处响起一阵开心的笑。夹杂着庸俗的污言秽语。

    “轧轧轧”的缝纫机声响了，世界又紧张起来。

    一九七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