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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他没说是那年),快光了。全凭好歹留下来的这头黑牛和那头老生牛,村里的牛才又多起来。全靠了它,要不全村人倒运吧!”破老汉摸摸老黑牛的犄角。他对它分外敬重。“这牛死了,可不敢吃它的肉,得埋了它。”破老汉说。可是,老黑牛最终还是被人拖到河滩上杀了。那年冬天,老黑牛不小心踩上了山坡上的暗洞,摔断了腿。牛被杀的时候要流泪,是真的。只有破老汉和我没有吃它的肉。那天村里处处飘着肉香。老汉呆坐在老黑牛空荡荡的槽前,只是一个劲抽烟。

    我至今还记得这么件事:有天夜里,我几次起来给牛添草,都发现老黑牛站着,不卧下。别的牛都累得早早地卧下睡了,只有它喘着粗气,站着。我以为它病了。走进牛棚,摸摸它的耳朵,这才发现,在它肚皮底下卧着一只牛不老。小牛犊正睡得香,响着均匀的鼾声。牛棚很窄,各有各的“床位”,如果老黑牛卧下,就会把小牛犊压坏。我把小牛犊赶开(它睡的是“自由床位”),老黑牛“噗通”一声卧倒了。它看着我,我看着它。它一定是感激我了,它不知道谁应该感激它。

    那年冬天我的腿忽然用不上劲儿了,回到北京不久,两条腿都开始萎缩。

    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一个从陕北回京探亲的同学来看我,带来了乡亲们捎给我的东西:小米、绿豆、红枣儿、芝麻……我认出了一个小手绢包儿,我知道那里头准是玉米花。那个同学最后从兜里摸出一张十斤的粮票,说是破老汉让他捎给我的。粮票很破,渍透了油污,中间用一条白纸相连。

    “我对他说这是陕西省通用的。在北京不能用,破老汉不信,说:‘咦!你们北京就那么高级?我卖了十斤好小米换来的,咋啦不能用?!’我只好带给你。破老汉说你治病时会用得上。”

    唔,我记得他儿子的病是怎么耽误了的,他以为北京也和那儿一样。

    十年过去了。前年留小儿来了趟北京,她真的自个儿攒够了盘缠!她说这两年农村的生活好多了,能吃饱,一年还能吃好多回肉。她说,真的还是比好吃些。

    “清平河水还流吗?”我糊里巴涂地这样问。

    “流哩嘛!”留小儿“咯咯”地笑。

    “我那头红犍牛还活着吗?”

    “在哩!老下了。”

    我想象不出我那头浑身是劲儿的红犍牛老了会是什么样,大概跟老黑牛差不多吧,既专横又慈爱……

    留小儿给他爷爷买了把新二胡。自己想买台缝纫机可没买到。

    “你爷爷还爱唱吗?”

    “一天价瞎唱。”

    “还唱《走西口》吗?”

    “唱。”

    “《揽工调》呢?”

    “什么都唱。”

    “不是愁了才唱吗?”

    “咦?!谁说?”

    关于民歌产生的原因,还是请音乐家和美学家们去研究吧。我只是常常记起牛群在土地上舔食那些渗出的盐的情景,于是就又想起破老汉那悠悠的山歌:“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如今,“好光景”已不仅仅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了。老汉唱的本也不是崖畔上那一缕残阳的红光,而是长在崖畔上的一种野花,叫山丹丹,红的,年年开。

    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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