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米被押解到梅城之后，在监狱的地牢中被关押了三个月之久，随后她被转移到城南的一处荒废的驿站，里面堆满了棉花。她最后的居所是位于山坳的一幢花园洋房。

    这座围有黑铁栅篱和卫矛的花园建筑是一个英国女传教士出资修建的。四周树木深秀，寂然无声。花园中修造了中国式的水榭，曲廊和石砌小径，还有一尊铜质的天使雕像，一座喷泉。由于年深月久，雕像上爬了一层厚厚的绿锈。这名传教士为了说服那些虔诚的佛教徒改变信仰，皈依基督，她以六十二岁的高龄开始研读佛教，同时自学巴利文。五年之后，她把自己也变成了一名佛教徒。1887年，她在给苏格兰地区主教的一封信中曾坦言“佛教在各个方面都要优于基督教”。而上帝的惩罚随之降临。1888年7月，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骚乱中，她死于梅城城北的一处荒僻的寺院，尸体遭受到“令人发指的凌辱”。

    除了鸟鸣和夜晚的暴雨，这座洋房把秀米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隔断了。她觉得这样很好。浑浑噩噩的大脑，倦怠的身体，日复一日的静卧，略带悲哀的闲适，这一切都很适合她。的确，没有什么处所比得上监狱。失去自由后的无所用心让她感到自在。

    革命后的龙庆棠正忙于地方势力的新一轮角逐，当他重新想起这个从普济来的革命党人之时，秀米已经在狱中被羁押了一年零三个月。到了这个时候，龙庆棠已没有加害她的意思了，相反，他三番五次派人来狱中探望。送来茶食、精美的点心和各类生活用品。秀米只留下了一方砚台、一支羊毫毛笔、一块墨、一本关于桑蚕的书。

    据此，龙庆棠隐约猜到了秀米的心境和对农桑的兴趣。为了投其所好，他又让人送来了范成大的《范村菊谱》、《梅谱》；陈思的《海棠谱》；袁宏道的《瓶史》；韩彦直的《橘录》。阅读这些书籍，她对龙庆棠产生了一种既厌恶又感激的复杂情感。这年秋天，她被允许在花园内自由走动之后不久，龙庆棠派人给她送来了几包花种。其中有几枚看上去既像蒜头又像水仙的花种，被她种在喷泉边的沙地上。到了第二年初春，花苗破土而出。花径修长，花苞肥硕。几场春雨过后，竟开出紫蓝的花朵来。她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花。

    植物和花卉给她带来了一些自认为不配享受的乐趣，为此又陷入了忧伤和悲哀之中。哪怕是一丝的喜悦都会搅乱她的平静，会让她想起耻辱而喧嚣的过去，尤其是那个在狱中出生的孩子。她甚至都没有好好看看他。

    他一出生就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当天晚上，在恍惚之中，她隐约看见一个身穿皂衣，头扎红簪花的老妇人将他抱走了。也许他们将他埋掉了，也许他还活在人世，秀米一概不闻不问。

    她的身体复元之后，便以惊人的毅力训练自己忘掉他，忘掉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所有的人和事。

    不管是张季元、小驴子、花家舍的马弁，还是那些聚集在横滨的精力旺盛的革命党人，所有这些人的面孔都变得虚幻起来。他们像烟一样，远远的，淡淡的，风一吹，就全都散了。她重新回过头来审视过去的岁月，她觉得自己就如一片落入江中的树叶，还没有来得及发出任何声音，就被激流裹挟而去，说不上自愿，也谈不上强迫；说不上憎恶，也没有任何慰藉。

    宝琛来探监的时候，她拒绝与他见面，只是给他写了一张字条：未谙梦里风吹灯，可忍醒时雨打窗。龙庆棠派人来请她看戏，她照例将自己的答复写在纸片上：我的心情已不适合任何享乐。这是一个与过去彻底告别的仪式，也是自我折磨的一个部分。惩罚和自我折磨能够让她在悲哀的包围中找到正当的安慰。除了享受悲哀，她的余生没有任何使命。

    现在的问题是，她即将获得自由了。这个消息，她觉得快了一些。她不知道何处是自己真正的息影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