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言述品质若被置于这一问题视域来看，就蕴含着丰富的知识社会学的解释资源。探究这些资源，将有可能对当代大陆思想域的论域位置之嬗变和思想知识人的结集—分化状况，有较为切实的认识。《读书》十五年，恰与中国大陆的改革十五年同步，在相同品质的思想文化杂志中，只有《读书》一直伴随着十五年的改革历程：思想解放、农村经济改革、文化论争、政治改革以至当今的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形态的大变动。两种十五年的吻合，纯属偶然。从偶然事态中，抽不出什么必然因素。值得审视的是偶然事态的发生结构之样态，即思想论域、知识人群体和社会机体三结构要素的织体状况。

    二

    《读书》的言述品质虽以文化闲谈和思想清议为特征，但就文风而言，在初创之时，并非与“闲”和“清”相符。我在别处曾提出，五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思想改造运动，知识界的文风向社论语态统一，词汇的选择和修辞及论说方式逐渐丧失了私人性格。文风的转变表明的是思想改造运动的实际效力，它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失效，只是部分语域的失效）。《读书》的文风从不闲的闲谈、不清的清议，遂渐走向闲和清，记录了知识界中部分知识人脱离思想改造法力的过程，亦实际地推促了摆脱社论语态的进程。

    何谓“思想改造运动”？我在此尝试给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释义：它是政党伦理建构其合法性的社会行动步骤。政党伦理是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的样式，由政党意识形态为理念基础而形成的一套评价体系”、思想和行为规范，它受到政党国家的政治体制给予的社会实在性的有效支撑。当代中国的社会实在由政党意识形态、政党伦理和政党国家的社会体制三个基本结构要素构成，政党伦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层形态，不仅规约思想—知识的活动样式，亦规约日常生活的价值评价。当政党意识形态需要转换成政党伦理，以便与政党国家的社会体制同质同构时，“思想改造运动”就会被设计出来。

    政党国家的建构，是中国传统社会转型、达成现代型民族国家的实际结果。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中政党蜂起，与中国的现代型民族国家的建构冲动相关，党争实为各种政治力量重新整合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略的实力较量，但目的是一致的：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单位。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意识形态，本是由新兴知识人阶层中一小群人建构的，并通过社会化动员和革命行动完成了中国的现代型民族国家之政治建构——政党国家。为了使由一群知识人拥有的理念转换成一种社会伦理，政党伦理就借助一系列文化批判和思想改造首先在文化、教育领域取得合法性和政治优势。

    政党伦理的建构进而规约了思想活动的样式和知识效力的方式。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无论中国传统典籍之整理，还是西方思想的译介，都有比一九四九年以前更为系统性的积累，然而，其思想一知识效力受到政党伦理的规约。

    《读书》的闲谈和清议言述，实际是政党伦理在思想知识界的影响逐渐嬗变的表征，这种嬗变发端于文革后期。政党伦理影响的嬗变，显明了一场理念性威权的危机，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威权之争和社会伦理的重构性冲突随之来临。一个可以提出的知识社会学问题是：政党意识形态如果不去拥有传统的对社会伦理的那种支配权，是否意味着卸下了一个过重的负担。

    三

    《读书》的创办，是由几位出版界的老职业出版家促成的，它的发展和兴盛则由其后继的职业出版家主领和推动。这几位职业出版家为《读书》逐步拟定的文化闲谈和思想清议的编辑原则，契合了当代中国知识界中群体分化的实际状况：尽管三十多年来，知识界在政党伦理和政党国家社会体制的双重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