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揪散的头发整理好，把被揉脏的衣服揩净、抚平，重新穿到身上。她要让自己的丈夫体体面面地、安安心心地走。她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她的丈夫是无罪的，她要矢志不移地等待着丈夫归来。

    早晨平静地过去了。

    吃早饭的时候，一阵纷沓的脚步直奔厢房而来。淑贞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

    然而跨进厢房中来的，既没有宽边眼镜，也没有铜头宽边腰带，而是一双双惶惑的眼睛，和一个个甜蜜而又尴尬的笑容。

    “岳鹏程同志，我们是代表县委来的。你受委屈啦！受委屈啦！……”

    县委办公室高主任动情地连连擦着眼角。

    “鹏程同志，十二分地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全家！完全是个别人的诬告陷害！

    完全是个别人的无法无天！完全是……”

    是天体一夜发生了逆转？还是四时颠倒、严冬盛夏突然转换了位置？

    高主任慷慨激昂：“我们县委昨晚得到消息，马上召开了常委会。一致决定，立即撤回那个所谓的工作组，让他们检查错误，听候处理！……”

    原来工作组撤了，要不早晨这样宁静！

    “县委认为，大桑园在响应党中央号召，发展农村经济改革中成绩是显著的，岳鹏程同志的功劳和贡献是不容抹煞的！县委决定：号召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展向岳鹏程同志学习的活动！”

    直到这时，岳鹏程和淑贞才真的相信，那张早已签发的逮捕证失去了效力；才真的相信，他们已经重新获得了自由生活的权利。直到这时，高主任和随同前来的县委干部们，才想起他们所要表彰和学习的“功臣”，还坐在冰冷的厢房里，坐在落满雪花的稻草地上。

    当天上午，岳鹏程、淑贞被专车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和紧急治疗。一切费用报销之外，另发一百元健康营养补助费。

    下午是全体干部、群众大会。愤怒声讨原所谓县委工作组的错误，郑重宣布中共蓬城县委的决定。

    晚上便开始了个别谈话和小组座谈，了解和总结大桑园发展商品经济的经验，了解和总结岳鹏程勇于开拓、勇于改革的经验。

    一直到了第三天中午，岳鹏程和淑贞才从羸官拿回的一张报纸上，得知了这一切戏剧性变化的真正原因。

    那是四天前的一张市报。报纸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这里升起一颗明星）的长篇通讯。详细介绍了岳鹏程由一盘大锯起家，把“大丧院”变成“大富院”

    “大福院”的历程。通讯旁边还刊登了岳鹏程的一幅笑容可掬的照片，一篇旗帜鲜明地赞扬和号召推广学习岳鹏程精神和经验的“本报评论员”文章。

    长篇通讯末尾的署名是：本报记者程越。岳鹏程把通讯翻来覆去读了两遍，脑子里才墓地蹦出一个“程越”的形象：那是一个穿着紫红色羊毛衫，脑后晃着一束马尾巴，既时髦又随和的漂亮姑娘。

    岳鹏程由阶下囚一跃而跻身于太阳系，成为一颗光芒四射的明星之后不到一个月，那个年青漂亮的女记者程越，又一次来到了大桑园。

    这次她是作为市委书记鲁光明的随员来的，与几月前的那一次不可同日而语了。

    她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娇女。父亲是党校教员，母亲是美术工作者。受家庭熏陶，她自小爱好文学。大学毕业后，靠着父亲的一位飞黄腾达的学生的帮忙，她被分配到市报文艺部当上编辑。那是许多中文系毕业生削尖脑壳想要占领的位置呀！

    她得到了。她感到了满足。唯一使她不满足的，是那位自称“老报社”的部主任，压根儿瞧不起她。她先被分配负责影剧评介。第一次推上两篇稿子，就被毫不客气地全部打回来。接着又分工文艺随笔。编过三篇，算是跟读者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