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那么忙？”

    “是。”

    “对你云婶的事，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

    “没有？”

    “我不该瞒你，不该让你……”

    “就这些？”

    “对。”

    “当初我是怎么跟你讲的，你还记得吗？”

    “记得。”

    “你按我的话做了没有？”

    “做了。”

    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岳锐声调越平缓、沉稳，岳鹏程觉出的威慑胁迫越大、越沉重。他无法忍受这种威慑胁迫，哪怕来自他的亲生老子。他的语调不由地高出了八度。

    “做了？你是怎么做的？”岳锐疾言厉色。儿子的骄横跋扈使他痛心疾首，他同样不能忍受这种强硬和狡辩。“你登门骂娘。断情绝义，也是按我的话做的吗？

    啊？你说说清楚！”

    岳鹏程并不正面回答，说：“爸，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你是老子我是儿子，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你可以打可以骂，可以管教。可你以前管教我多少？我和俺爷一起吃的那个苦，你知道吗？我当兵回来遭的那个罪，你问过吗？我差点被关进大牢，你管过吗？现在才想起朝我这样，不有点晚了吗？”

    岳锐猛地被撞进墙角。这正是他自感愧疚的。大儿子是部队南下前生的，先放在老乡家里，他在南方落根后，才接去住了不到两年便又送回家乡来。那时家乡穷、父亲多病，少年的儿子伺候父亲吃了多少苦，他远隔千里万里，自然难以顾及。岳鹏程当兵是他同意的。他曾打算等他从部队回来就把他接到城里。但儿子复员时，他正作为“机会主义代表人物”，在接受审查批判，与儿子见一面的要求也遭到拒绝。媳妇、孙子是在几年后才认识的。至于儿子一家因为黄公望的一个批示落难。

    他是住进干休所之后，才听别人当作故事讲的。城里的小儿子和女儿，尽管跟着他这个爸爸吃过苦头，但终究是他抚养大的，得到过他的父爱的培育。而这个被遗弃在家乡土地上的大儿子，无论是那个早逝的母亲还是他这个健在的父亲，都没有给予过多少雨露滋润。他象丢落山中的一棵幼苗，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坚韧和顽强才得以生存，并且长成一棵大树的。岳锐曾经为这个儿子骄傲过，也曾经为这个儿子惭愧过。岳鹏程的话，戳到了他心灵的伤痴。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我这个当父亲的欠了你的债，你朝你云婶行威作恶就有理由了是吗？”沉吟了片刻，岳锐反问道。

    “我没有埋怨爸爸的意思。”岳鹏程狡猾地躲避开去，“在对云婶的态度上，我承认有些不妥当。但我和她闹崩不是我引起的，不是因为私事。”

    “为的什么？”

    “我要改革，让大桑园富起来，而她……阻拦！”

    “你倒卖钢材是改革吗？”

    “是。乡镇企业本来就是拾漏补遗。我需要钢材，有人要卖，我为么个不能买？

    我买得多，别人需要，为么个不能卖？”

    “好一个理论家！这么说，你打人骂人、搞个人独裁，搞那些乌七八糟的外交，也是改革啰？”岳锐本想在“乌七八糟的外交”后面，把“欺骗淑贞、乱搞妇女”

    一条也加上。但他觉得有些拗口，话到嘴边时删去了。

    “是，不那样就改不动革。”

    “你混蛋！”岳锐的沉稳和耐心被打破了，“你张口改革、闭口改革，你改的什么革：人都逼死了，共产党的章法都踩脚底下了！我看你是地地道道挂羊头卖狗肉！”

    “这由不得你说！”岳鹏程处之恬然，言语却变得锋利起来。他无法接受父亲这种审讯式的指责。你有你的感情，我有我的感情，你否定我，我也否定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