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後二十年，我见过我父亲三次。第一次我十六岁，第二次我二十五，第三次，我三十五岁，也就是前年夏天，我知道他快要死了。

    其後二十年，差不多每隔几个月，我都做同一个梦，就是我父亲要杀我。每一次我都逃，逃到每每在梦中哭醒。

    知道他的死讯，我正在预备一个专业考试。放下电话，我继续读书，仍然很专心，继续读书。

    既不快乐，亦不伤心，只是想起，那件黄色t恤。那天他要行动之前，给我买的那件黄色t恤，是不是像犹大的吻呢，是一个记认，如果我不穿上那件黄色t恤，会不会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如果这件事情不发生，其後的事情会不会不一样，我会是个不一样的人吗。

    但事情已经，无从得知。

    但沉重或轻省，绝不为一件事情所决定。但一件事情可以决定，其後的一连串事件。

    与一群秘鲁青年在歌斯高古城巡酒吧，一家又一家。古城酒吧，和教堂遥遥呼应，墙画都是血、谋杀、骨头与死亡。他们还很年轻，进酒吧还要给人查身份证。在秘鲁，进入酒吧的合法年龄是二十三岁。

    和他们相处就很轻省，喝喝笑笑，音乐起来的时候就跳跳跳。安东尼奥，在林马政府建筑部门当合约草拟律师，28岁，很喜欢跳舞，熟悉歌斯高城的每一间酒吧，说，这间我来过，太贵。说：这间今天没有现场演奏。说：这间九时半以後要收入场费。马理奥，在银行上班，22岁，头发又髻又短的贴在头皮上，眼又大，见我看他，就有点不好意思的笑。阿美利亚，心理辅导员，四岁的时候从秘鲁移民北美维珍尼亚州，皮肤粉红发亮，时常微笑：你觉得怎样？你喜欢吗？我想我若是她的客人，一定被她迷倒，愈辅导愈意乱情迷。还有一个，一直以为他是女的，直到他们以“他”来称呼他，才知道他是男的，因为他，细细小小，很丰盈。一起晚餐，他突然气急败坏的跑进来，不敢望外面。外面有两个女子，舞动著人高的地毡，招他，等他。他惊道：她们要我买。想来必是和人议价了，又不买。他一直不敢出去，阿美利亚道：让我去，就出去和她们纠缠。

    在拿佩斯城她第三次碰到英国男子巴利。这一次，她禁不住很高兴的跟他在教堂前依依的谈了好久的话。宪兵来赶，星期日，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给赶，移了位置，又站著，说了好久的话。最後说再见，也没交换地址电话的，甚麽都没有，只说，或许会在布宜诺斯碰到你呢。巴利说，布宜诺斯是个大城市。

    能够再碰上他她真的很高兴。但不见他，又没有必要要见他，还是甚麽。毫无牵挂，最简单的，接近自由的，人的接触。

    婚姻的本质是不自由的。任何的承诺都不自由。

    制度的约束带来整体社会的稳定。人需要婚姻和家庭制度，约束行为与心，以种种美丽的语言去歌颂这种制度，以骗取人对婚姻与家庭制度的服从。

    “稳定压倒一切。”1989年6月以後，我们经常听到这一句话。

    我第一次见到巴利，在的的加加湖的船上。他见我拿英国护照，问我：你是英国人。我说：我拿英国护照，就此而已。我住在香港。他说，这样。就没有话。

    在岛上他和两个秘鲁人一起吃午餐，我跟他们一起坐，他给我做翻译。他可以说西班牙语。原来那两个秘鲁人是政府派来的好细，要调查岛上是否要搅独立。我问巴利，你怎知道他们是奸细。他说：他们自已说的。奸细接著又拿政府的职员证给我们看。

    奸细一直都跟我们在吃饭，谈话，游玩，又对我很好奇，老缠著我谈话，炒饭怎样弄，你结了婚没有几多岁之类，又言语不通，老缠著巴利做翻译。村长一直吊著那两个奸细。巴利笑：他们都知道，他们是奸细。

    几天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