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样的衣服、裤子、鞋子在同学中是属于上乘的，她就给儿子买什么样的；儿子说手里有多少零花钱才像个干部子女，她就给儿子多少零花钱。除了要大方地给儿子花，卞银朵自己本来就是个喜欢吃好，穿好，不懂节俭持家的人。这样，她和丈夫黑子本来工资就不高，这样“大方”地花钱，每个月她和黑子的工资和奖金都被花空，再没有存过一分钱。有时，都熬不到发工资，钱就被花没了，就只好从过去存下来的存款中“贴补”。那些存款也就只有几千块钱，其中有一千多块钱是儿子每年得到的压岁钱。黑子操心想未来，对卞银朵说这样大手大脚地生活是危险的，将来拿什么供儿子上大学呢？卞银朵就说还早，等儿子到了高三的时候，他们再好好存钱，一年随随便便就能把儿子一年的花费存出来了。黑子说她想得容易。卞银朵就说不行了朝我爸我妈和你爸你妈要。说着就举出了几个同事的父母总是为儿女贴补的例子，说花父母的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还没有等到董安凡上高中，卞银朵和黑子就提前向他们各自的父母伸手要钱了。1994年，卞银朵和黑子先后下岗。他们的突然下岗令董安凡的干部子女身份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这一年他上初中二年级。父母下岗后，母亲卞银朵对儿子不客气地说，今后一分钱零花钱也不能给他了，他在家能吃饱喝足就不错了。董安凡说他这样的话，就会被同学识破身份的。卞银朵像换了个人似的，破口大骂道：呸！你爸你妈现在都没有饭吃了，你还当个狗屁干部子女！董安凡瞬间就感到了家里经济情况的严重性了。之前他还以为只是稍微下降了点罢了。没有了零花钱，董安凡也会说，他对同学吹牛说，他已经吃腻了玩腻了，对买什么都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不需要手里有零花钱了。

    卞银朵和黑子下岗后，他们每人每月只能领到一百元的生活补贴。卞银朵的父母每月给女儿贴补二百元，黑子的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他父亲是退休工人，退休金才有五百多块钱，就只能从牙缝里省出一百元给儿子贴补。卞银朵不平衡也不能奈何，婆家的情况摆在那里的，骂只能骂自己找了个没本事的丈夫了。他们没有一技之长，再找工作是难的，因为有父母的贴补，他们找工作的心也不迫切，有点慢条斯理的。没有工作，他们就在家，一天天晃悠过去了。

    一家三口，每个月有五百元的生活费，比原来卞银朵和黑子的基本收入只少了三百多块钱。按理，省着点花是够的。可卞银朵依然不省，想吃什么了，还是去买，绝不委屈自己的一张嘴巴的。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然后，又是动存折上的钱。存折上的钱越来越少的时候，他们真正要用大钱的时候来了。一年后，单位的住房实行了商品化，他们的住房在规定时间内，要买下来的，否则就得给人家腾房子走人。他们的房钱是一万二千多元。这数目不算大，但对他们就是一笔大数字。他们的存折上，这时只有不到三千块钱，那九千块钱就要借了。黑子家那边的亲戚都是吃死工资的，指望不上他去借的。借的任务就落在卞银朵身上了，这样也叫她在黑子面前越发牛气的。卞银朵家族这边不乏有钱的人家，钱是好借的。但亲兄弟都要明算账，她就是向谁借，也是借，早晚还得还。“债”是叫人郁闷的。

    卞银朵向五叔卞金荣借了一万块钱。交了一万二千元的房钱后，家里的存折上只剩了一千多块钱，等于只有儿子董安凡的压岁钱了。有了债，存折上又快没了钱，卞银朵和黑子不得不急切地要去找份工作了。卞银朵先找到了工作，在一家澡堂卖澡票。黑子瘦小，作为男性，身体条件太差，连卞银朵的二叔卞金利都不看在亲戚的面子上要他，外面的公司更是不会要他的。没办法，五叔卞金荣以同情的姿态叫黑子去他的合众酒楼，作为茶童先干着了。他们有工作干了，他们父母的“贴补”也就撤了回去。虽然他们当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