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的，他两天前已经走了。”

    “那么，他也许躲在家里吧。”

    一天之后，杨弘念要去洛杉矶，我送他到甘乃迪机场。

    在巴士上，他问我：“为什么突然要送机？你从来不送我机的。”

    “不是做每一件事都有原因的。”我淡淡的说。

    在机场送别了杨弘念，我到处去找文治，他不可能还留在纽约的。即使他在机场，也不一定就在甘乃迪机场。

    虽然那样渺茫，我却努力地寻找他。

    告示牌上打出往香港的班机最后召集。

    我立刻飞奔到登机闸口，一个人在后面轻轻拍我的肩膀，我兴奋地回头，站在我跟前的，却是杨弘念。我给他吓了一跳。

    “你在这里找谁？”他阴沈地问我。

    “你不是已经登机了么？”我立刻以另一条问题堵截他的问题。我是一个多么差劲的人。

    “飞机的引擎出了问题，我改搭下一班机。”

    “哦，是吗？”我失神地说。

    “你在找人吗？”

    我再无法避开他的问题。他刚才一定看到了我回头那一刻，表情是多么的高兴，我以为轻拍我肩膀的，是文治。

    “不是的，我只是想在这里随便逛逛。”我说。

    “机场有什么好逛呢？”他微笑说。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要我陪你等下一班机吗？”我问他。

    “不，下一班机一小时后就出发，我要进去了。”他轻轻地吻了我一下。

    往香港的那班机大概已经起飞了，我只好独自回家。

    两天后，良湄打电话给我说：

    “徐文治回来了，我在新闻报告里看到他，样子很憔悴呢。”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我打电话给他，仔说这几天都在甘乃迪机场里，大概是惩罚自己吧。”

    他的确是坐那班机离开的。为什么生命总是阴差阳错，失之交臂？

    我整天望着手上的浮尘子钟，分针怎么可能倒转行走呢？

    晚上，杨弘念从洛杉矶打电话回来给我。他从来不会在洛杉矶打电话给我，尤其工作的时候。按时打电话给女朋友，从来不是他的习惯。

    “什么事？”我问他。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在家里。”

    “我当然在家里。”

    “那没事了。”

    “你打电话来就是问这个问题？”我奇怪。

    “我想听听你的声音。”他说。

    自从文治来过之后，他就变得很古怪。

    几天之后，他从洛杉矶回来，一踏进门口，就抱着我不肯放手，问我：

    “你有没有挂念我？”

    我该怎么回答他？我的确没有挂念他。

    我吻了他一下，用一个差劲的吻来堵塞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