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香港，这笔薪水约莫刚刚够你一个人略为宽裕的开销，养妻活儿还谈不上。你当然希望家人过得舒服，这里的生活程度就有那么高，不信你去问问溥家敏一家八口连两个女佣人的开销是什么价钱。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不得不顾及这些事。你放心替我做事，我要是单为亲戚颜面便拉了你进公司，我做不到今天的事业。”

    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他骗我有什么好处？于是我顺理成章地进了黄氏建筑公司。

    太初的生活因顺利而感慨良多。

    她跟我说：“原来不劳而获是这么快乐的一件事，舅母连钟点女佣都替我佣好了，每星期来三次，我要什么就有什么，茶来伸手，饭来开口，而且他们又不来烦我，连太太都没有叫我去陪她或是什么的。呜，我想这种日子过久了简直大告不妙，人会变懒精的，”她笑，“舅母连香皂都买好了搁在那里，都是狄奥的，我忽然变成了千金小姐了。”

    “回来一个月都没跑步，昨天下楼运动，才跑半个圈，肺都险点儿炸了。唉，这便是好食懒做的结果。”太初说道。

    但是这个好环境使太初有大量的机会施展她的才华，她几乎天天作画，作品改了作风，从写实转为抽象。她喜欢在露台上光线充足的地方画，日日都练习好几个小时。

    在这两个月中，我内心极其矛盾，一方面庆幸她终于找到了温暖的巢窝，另一方面又担心这种转变会把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

    我看到的只是前车之辙，岳父临终郁郁寡欢，他提到玫瑰的时候，那种苍白茫然的微笑，惆怅旧欢如梦的无奈。

    而玫瑰住在白色的平房里，一身锦衣，仍然迷醉着每一个见过她的人。

    呵，生活的悲枪才是最大的痛楚，没有任何开脱藉口的痛苦，感情受创伤的不幸人，谁不情愿爆发一场战争，有个扔炸弹的机会，杀与被杀，都落得痛痛快快，好过历久受折磨。

    我当然没有到那个地步，可是有时候也在床上辗转反侧，为我与太初的前途担心。

    他们正在筹备太初的画展，忙着在大会堂租场子，找广告公司设计场刊，几乎连花牌都要订下了。

    我觉得分外的寂寞。

    太初的社交圈子越来越广阔，一大班无聊的俊男钉在她的身边，什么牙医生、大律师、建筑师，闹哄哄的金童玉女，每周未去滑水跳舞。

    我若不跟着去呢，更加幼稚地造成与她之间的裂痕，跟着去呢，闷得要死。劝太初也不要去呢，又没这个勇气。

    凭什么我剥夺太初自由的乐趣？我又不是那种乡下女人，嫁了得体的丈夫，却因她本人出不了大场面，迫不及待地禁止丈夫往上爬，把他的水准扯低来迁就她的无能。

    不不，我还有这份自信与骄傲，我不会把太初拘禁在我自己的环境里，所以我痛苦了。

    母亲劝我，“她已经是你的人了，不如早日结婚。”

    我烦恼地说：“结婚有什么用？那些男人，又不是不知道她有未婚夫，一点都不忌讳，还不是如蜜蜂见了花似的围住她，香港这个无法无天的地方，人人都不择手段。他妈的！还不是看中了太初的母亲是罗德庆爵士夫人，她舅舅是黄振华绅土，不要脸。”

    母亲说：“你想他们还懂得‘君子不夺人之所好’？结了婚到底好些。”

    “妈妈，男子汉大丈夫，要以婚书来约束爱人的心……太悲哀了，现代的女人都不肯这么低威呢。”

    “你若爱她，就不必争这口气，”母亲，“我与你一起上门求婚去。”

    “向谁求婚？”

    “她母亲呀。”

    妈妈把家中烂铜铁都捡了出来，研究如何重镶过，变成套首饰送给太初做新娘时穿戴。

    我忽然暴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