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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猛然惊坐起来，听见自己叫喊道。满地扎眼的阳光，已是中午时分，房中热气沸腾。背上的汗水一条条流下来，好象许多根毛虫在上面爬动，痒痒麻麻的。床上的草席印着一大块阴黑的汗迹，又是一个火烈的大热天。我跟小玉合租的这间房间，是三夹板隔出来的，只有五个榻榻米大，除了一张床，两只竹蔑笼子，什么都放不下了。因为朝西，一到下午，太阳凶狠的射进来，房里就象蒸笼，热得人惴惴不安。

    我坐在床上，头感到一阵刚睡醒的昏疲，喉头却干得在冒火。窗外传来一阵女人的尖笑，大概锦州街那些吧女都热得跑到巷子里去乘凉调笑去了。巷予里的酒吧还没有上市，收音机 却开得大大的，喷出一流狂燥的爵士乐来。渐渐的，我仿佛记了起来，刚才朦胧间，我看见了弟娃。他就站在我的床头，穿着他的童军制服，有肩带的那一套。我清清楚楚的看到他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他笑嘻嘻的伸出手来，对我说道，

    “阿青，我的口琴呢？”

    去年弟娃生日，十五岁，我送了一管口琴给他，是在功学社买的，蝴蝶脾，两百七十块，花了我半个月的送报钱。弟娃爱得不忍释手，上学他把口琴插在裤子后面袋里，晚上他便放在枕头底下。睡到床上，还要拿出来吹两下，开始弟娃只会吹单音，后来我教他和声，他一学便会，而且吹得比我还要有板有眼。那时候学校里正在教《踏雪寻梅》，弟娃天天回家便吹奏这首轻快得象流水似的曲子。有时我们上了床，熄了灯，弟娃还要把口琴掏出来，把被窝蒙起头来吹，口琴声从被窝里透出来，闷得呜呜的响。有一次，把父亲吵醒了，他气冲冲跑进来，一把将弟娃被窝掀开，弟娃怕接揍，赶紧双手抱住头，编成一团。父亲看着，竞笑了。那是唯一的一次，我看见父亲那张苍纹满布严峻的脸上，绽开那样一抹慈蔼的笑容。我跳下床，从床底拖出我那只竹蔑笼子，从里面掣出了我送给弟娃的那管蝴蝶脾口琴来。几个月没有擦拭，口琴的白铜皮有点发黄了。我放到曰边随便吹了两下，声音还是十分清越的，只是有点霉味。我从家里跑出来的那天，这管口琴正好插在裤袋里。是我从家里唯一带出来的东西。

    三个多月了，这是第一次，我想起弟娃来，这三个多月，是一连串没有记亿的日子。白天，我们到处潜伏着，象冬眠的毒蛇，一个个分别蜷缩在自己的洞穴里。直到黑夜来临，我们才苏醒过来，在黑暗的保护下，如同一群蝙蝠，开始在台北的夜空中急乱的飞跃。在公园里，我们好象一队受了禁制的魂魄，在莲蕊池的台阶上，绕着圈圈，在跳着祭舞似的，疯狂的互相追逐，追到深夜，追到凌晨。我们窜逃到南阳街，一窝蜂钻进新南阳里，在那散着尿臊的冷气中，我们神出八爪鱼似的手瓜，在电影院的后排去捕捉那些面目模糊的人们，我们躲过西门町霓虹灯网的射杀，溜进中华商场上中下备层那些闷臭的公厕中。我们用眼神，用手势，用脚步，发出各种神秘的暗号，来联络我们的同路人。我们在万华，我们在圆环，我们在三水街，我们在中山北路——我们鬼祟的穿进一条条潮湿的死巷，闪入一间间黝暗腐

    朽日据时代残留下来的客栈里。直到夜深，直到夜真的深了，路上的行人绝了迹，我们才一个个从各个角落里，爬回到大街上来，这时，这些冷落的，不设防的街道，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我们手里接着一叠沁着汗水的新台币，在黎明前的一刻，拖着我们流干精液的身体，放肆而又虚脱，漫步蹭回各自的洞穴里去。

    这三个多月来，我的脑袋里，一直是空空的，好象有人将我的头盖揭开，把我的大脑一下子挖掉了一般，一点思念，一点感觉也没有了。弟娃，我最心爱的弟娃，我竟没有去想过他。可是刚才那一刻，他却明明站在我的床前，离得我那样近，伸手出来，笑嘻嘻的向我说道：阿青，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