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候，总是拎着一瓶红露酒，一包盐脆花生；然后和黄叔叔两人对坐着，用水碗子装酒，你一腕我一碗的猛灌，嘴里的花生米嚼得xxxx.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刚毅木讷，不善言辞的人，喝了酒，更加——句话也没有了。他默默的坐在那里，一脸紫胀，两眼通红，一直挨到太阳下去，屋内黑了，父亲才立起身来，干咳一声，说道： ‘

    “呃，不早了——”

    “在这里吃饭吧”黄叔叔也立起身来。

    “改天再来。”

    父亲也不等黄叔叔回话，便踏着他那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步伐，昂然离去。他的胸铺夸张的挺着，头高扬到滑稽的地步，一双穿得张了口的田皮靴，踏在地上，发着啪嗒啪嗒空洞的响声。

    据说父亲从前打日本人是立过功勋的——这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讲到“长沙大捷”那一仗，突然间会变得滔滔不绝，操着他那浓浊的四川土腔，夹七夹八口齿不清的吐出一大堆我们半懂不懂的话来。他那张磨得灰败，皱纹满布的黑脸上，那一刻，会倏地闪起一片骄傲无比的光采。父亲说，那一仗下来，长沙郊外那条河河水染得通红，他那柄马刀，砍日本人的头砍得刀锋卷起。他房中案头上一张全身戎装的照片，捆着斜皮带，穿着长统马靴，手里捧着一顶穿了几个弹孔的日军军盔，脸上露着胜利的得色。那张照片，便是在长沙郊野战场上拍的，地上七横八竖都躺满了士兵的死尸。那时父亲刚升团长，并且还受了勋。父亲的床头搁着一只小小的红木箱，箱子用一把铜锁锁住，箱子里便珍藏着父亲那枚二等宝鼎勋章。在我考上育德中学高中那一年，有一天，父亲把我召进他房中，郑重其事的把他床头那只小红木箱捧到案上，小心翼翼的将箱子打开，里面搁着一枚五角星形的红铜镀金勋章，中间嵌着蓝白两色珐琅磁的宝鼎。镀金已经发乌了，花纹缝里金面剥落的地方，沁出了点点铜绿来。系在顶角的那条红蓝白三色缎带，也都泛了黄。父亲指着那枚旧勋章，对我说道：

    “阿青，我要你牢牢记住：你父亲是受过勋的。”

    我觉得那枚勋章很好看，便伸手去拿，父亲将我的手一把挡开，皱起眉头说道：

    “站好I站好1”

    等我立正站好，双手贴在裤缝上，父亲才拿起那被章，别在我的学生制服衣襟上，然后他也立了正，一声口令喝道：

    “敬礼1”

    我不由自主，赶忙将手举到额上，向父亲行了一个举手礼。我差不多笑出了声来，但是看见父亲板着脸，满面严肃，便拼命忍住了。父亲说，等我高中毕业，便正式将那枚宝鼎勋章授给我。他一心希望，我毕业的时候，保送风山陆军军官学校，继承他的志愿。

    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军人，除了冲锋陷阵以外，别无所长，找事十分困难。又是靠黄叔叔的面子，才挤进了一家公私合营的信用合作社，接了一名顾问的闲职，月薪三千台币。在机关里，他连张办公桌也没有的，其实用不着天天去上班。可是父亲每天仍旧穿着他那唯一一套还象样的藏青哔叽中山装，手臂下夹着一只磨得泛了白，拉链只能拉拢一半的公事黑皮包，跑出跑进，踏着他那僵硬的军人步伐，风坐仆仆的去赶公共汽车。父亲眼里旧日的同僚，通通断绝了来往。有一次，有两个父亲的老部下，到我们家来探望他，父亲穿着内裤躲进了厕所里，隔着门对我俏声命令道，

    “快去告诉他们，不在家1”

    就在我们那间闷热潮湿，终中发着霉的客厅里，父亲顽强的坐在他那张磨得油亮的竹靠搞上，打着赤膊，流着汗，戴着老花眼镜，在客厅那盏昏缀的灯下，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在翻阅他那本起了毛、脱了线、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有一年台北地震，我们屋顶的砖瓦震落了好几块，我们都吓得跑到巷子里去。等我们回返家中，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