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却突然停下来，全神贯注地聆听起来，他桌上收音机正在报告台风消息：强烈台风爱美丽今晨零时已推进至北纬二四度，东经一二四度，以每小时十公里的风速向台湾北端进袭——

    “老弟，”警官严肃地对我说道，“爱美丽快登陆了。”

    他看见我还站着发怔，不肯离去，便安慰我道：

    “这样吧，你先回去。明天我们这里有消息再通知你。你最好到总局去查查，要是已经送进病院倒好了，你放心，那里反正有医生护士照料，出不了事的。”

    从三分局出来，我在街上茫然徘徊起来，一直步上了中山桥去。风把我的衬衫吹得鼓胀，可是背上的汗水不停地一条条直往外流。天上黑沉沉，桥下的台北市，却淹没在凄迷昏黄的灯海里。位立在桥上，我又开始感到那一片天边无际的寂寞起来。

    29

    先生，你们这里有没送来一个光头赤足的男孩？先生，你们这里有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少年么？十四、五步，打着赤足的？先生，是昨天送来的，他没有姓、没有名字，他叫小弟——

    第二天一早，我便出去，满台北到处去寻找那个白痴仔了。我先到三分局、四分局，最后到总局，都没有问出下落，最后只好赶到台北精神疗养院去。疗养院里守门的护士不让我进入病房，只许我在铁栏杆外观望。他告诉我，青少年的病人一共只有两个，可是都是三个多月以前进院的。有一个走了出来，是个带着玳瑁边眼镜，一脸长满了青春痘十六七岁的胖少年，他穿了一件绿布睡袍，伸出一双猪蹄似的肥膀子，象患了夜游症一般，往前摸索行走着。

    “不是这个吧？”男护士指了一指胖少年，悄声问道。

    “不是——先生——”我说道。“他是个白白瘦瘦的孩子，剃着个青亮的和尚头的。”

    中午，台北市已经罩入了暴风半径，风势一阵比一阵猛烈起来。仁爱路两旁高大的椰子树给风刮得枝叶披离，长条长条的大树叶，吹折了，坠落在马路上，萧萧瑟瑟地滚动着。杭州南路一根电线杆倒成了四十五度角，一束束的电线，松垮了下来，垂到地上，交通警察正在吹着哨子指挥车辆绕道而行。马路上的行人，都给吹得摇摇晃晃。一个女人的一把塑胶花雨伞，嗖地一下给刮到了半空中，象脱了线的风筝，载浮载沉地飘摇起来。一阵暴雨，重庆南路马上淹没了，黄浊浊的小川，在路上急湍地蛇行着。衡阳街成都路两旁骑楼上竖立的商店招牌，给风笞达得惊惶失措，一齐在哐啷抖响。“大三元”吹落了，洋铁皮的招牌框在柏油路上翻滚，发出尖锐的声音。我坐公共汽本赶回西门町，银马车停业一天没有开门。我感到饥饿起来，可是西门町一带的小吃店，大都关了门。我顶着风走到武昌街，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几家摊贩。有几个卖水果的正在收拾摊子，推着推车，提早回家。一阵狂风迎面卷来，几个摊贩同时都弯下身子，拚命顶住满载着香瓜、芭乐的推车。遥遥落在最后面的一个摊贩，是一个身材娇小的年轻女人，一头的长发给风吹得乱飞，她穿着一条土红的布裙，裙子也吹了起来，露出她那双青白的小腿。她那架推车上，堆满了鲜红的西洋柿。女人整个人都往前倾斜，肩膀抵住推车，然而她那细弱的身躯，竟敌不过猛劲的风势，呼呼两下，给逼得一连往后踉跄。她脚下一松，一下坐跌到地上去，推车前后一颠簸，哗啦啦便震落了十几枚西洋柿，鲜红的滚得一地。我赶忙跑过去，抓住推车手柄，将车子稳住。女人从地上挣了起来。她看见一地的西洋柿，有几枚还浸在污水里，痛惜叹道：

    “嗳。”

    她捞起裙子，弯下身，去将地上那些红柿子，一只只拾了起来，兜在裙子里。她把几枚没有跌伤的，用裙角揩了一揩，仍旧放回推车上，剩下五六枚，跌得裂开了，果汁淋淋漓漓流了出来。女人挑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