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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之后，我失魂落魄地倒到床上，辗转睡去，中午即被恶梦惊醒，遍身冷汗。穿衣下床，茶几上阿莱昨夜剩下的半杯咖啡还放在那里，洒到茶几面上已经干了，枕头上留着几根阿莱的长头发，床单上做爱后的痕迹犹在，阿莱拿出来的平克·弗罗依德的CD仍在CD卡座中，一切就像大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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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莱走后的几天中我一直心情沉重，我找出以前和阿莱照的旧照片，从中仔细端详往日那个叫我怦然心动的面孔，照片中的她或笑或做出种种怪相，叫人不胜感慨，那些失去的美好岁月一一浮上心头，我把照片重新收好，用阿莱的话安慰自己--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我没给阿莱打电话，阿莱下决心做的事是很难挽回的，我不想再惹她厌烦，从93年元旦到10号，仅仅是阿莱这个名字也能叫我无限伤感，魂牵梦萦，摇摇欲坠。

    我把电话移到枕边，电话铃声一响我便迅速接起，听听不是阿莱的声音便迅速挂断。

    十天里，没有阿莱的音讯，10号的夜里，由于后悔和极度疲惫，我在切一块面包时失手将自己的手切了一个很深的口子，流了足有一茶杯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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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号，我上班时经理派我去巫山参加项目验收，我订了火车票，希望尽快动身，13号临走时又怕错过什么。于是也没跟公司打招呼就转回家，在家里给巫山的同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迟一个星期到，然后回到家里，每天白天睡觉，晚上到酒吧去喝个烂醉。有一天，怎么喝也无济干事，一直喝了十二个易拉罐，一瓶伏特加、一瓶红酒才达到目的，醒来发现自己躺到车里，吐得车后座到处都是。

    一星期后，我又翻回火车站，在上火车的前一刻钟往阿莱她们公司打了一个电话，她们公司的职员告诉我：阿莱去马来西亚旅行结婚去了。

    放下电话，我晃晃悠悠地上了火车，躺在卧铺上，差点失声痛哭，一直到换乘轮船，我都处于恍惚状态，到巫山前什么也没有吃，一到那里就大病一场。

    病好后，我参加了验收前复杂繁琐的调试，除了睡觉，我只能工作工作，头脑不敢有丝毫空白，一旦工作间隙停下来，就会想到阿莱的音容笑貌，于是便悲从中来，不能自禁。

    验收完毕，我和同事一同去张家界玩，在山里走了七天，心境方才稍有缓和，回到北京已是1月中旬。

    回来不久，陆然从西藏归来，他的书没有丝毫进展，却因为在那里没有见过什么漂亮姑娘而思念起肉体生活，于是，我们两人在一起成天四处游荡，嗅蜜，有时一天晚上把北京所有的酒吧都串上一遍，我们只要见到长得有点姿色的姑娘就上去搭话，根本无所顾忌，很快就认识了好几个同我们一样无聊至极的姑娘，即使这样，我们仍去各种夜间活动场所转悠，想方设法弄到新的姑娘。

    我因为夜里往往熬到很晚才睡，早晨起不来，天天迟到，对公司领导的批评充耳不闻，后来一连几天，我干脆连班也不上了。等我再去公司领工资时，得到通知，我被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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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下午，我走在中关村的街上，路过一个垃圾桶时，把兜儿里装的公司的名片统统扔了进去。我看看表，正是下午两点钟，我穿着一件肥大的羽绒服，沿着中关村往南走，一会儿就到了黄庄，我接着走，就这样，我一直走到紫竹院才停下来，寒风中，我的身上竟出了汗，我走累了，坐到马路沿儿上，从口袋里摸出临走时顺手从公司偷的一盒希尔顿牌香烟，细心地拆开包装，动作慢得像打开一个珠宝盒子，我轻手轻脚地抽出一支，费了半天劲儿才点着了火儿，抽了起来。

    事情说不上是一团糟，而是结束了，这倒叫我感到轻松。

    我的腿麻了，脸叫风吹得挺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