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海燕说：“她一定长得很漂亮吧？”

    正好朱晔刚给了我一张照片，是她为办出国手续专门拍的，我找出来递给覃海燕，她看了看递给了江北。

    覃海燕说：“挺漂亮的。”

    江北说：“不错不错，挺端庄的。”

    怎么我觉得听上去就像是客气话啊？是两年的时光让朱晔变老了？还是照片本身没有充分反映出她的美丽？总之我对江北两口子的评价很不满意。如果朱晔连漂亮都得不到大家的认可，那还有什么令我难以割舍的呢？我很后悔下午在大街上空耗了半天，当时我们应该来江北家坐坐的。

    大约一周后我收到了朱晔的一封长信，是她趴在回苏州的火车上写的，整整的三页纸，布满了泪痕。朱晔说，这是她出国前和我的最后一面，没想到我竟然那么的冷静，那么的平淡，说我甚至都没有拥抱她。我真是有口莫辩啊。

    当我们待在新华二村的时候，我确实是想拥抱她的，甚至想和她接吻、做爱，但我不知道那样做是不是对她的冒犯，而且我也没有看出朱晔有那样的需要。我们分别坐在北屋的两张沙发上，相隔距离始终在两尺以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彼此的情况在电话和来信里已经说得差不多了。

    我对朱晔说：“你还有不少东西在我这儿呢。”

    她回答：“我会回来取的，一定会回来的。”

    过了一会儿我问她：“你从南京走吗？”

    朱晔说：“南京没有航班，我从上海走。”

    也就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觉得的确很平静，有点不正常，但转念一想又觉得非常正常。

    朱晔除在回苏州的第一封信里情绪有些波动，之后她就恢复了常态。在苏州等飞机去新加坡的那段日子里她每周都给我写信，十天左右和我通一次电话，仿佛又回到了送别以前的日子，压根儿就不存在出国这件事，似乎朱晔会在苏州待上一辈子。后来，她终于走了，我是从朱晔寄自新加坡的信中得知此事的。她的态度依然如故，信就像是在苏州写的，不同的只是信纸、信封以及使用的邮票。依然是事无巨细，和我谈论她的生活，见到的人，面临的问题及其心情感受。朱晔寄自新加坡的信写得更加详细，内容也更多。也难怪，她刚到一个新的地方，新鲜的事物自然是目不暇接。

    朱晔告诉我新加坡经常下雨，她所在的学校的校园里有很多带顶棚的走廊。说起房东老两口，就像说起她在苏州的父母。朱晔还谈到了当地蔬菜的价格，和苏州进行了一番比较，就像她在苏州时把蔬菜价格和南京的进行比较一样。最后，朱晔告诉了我她新的地址，以防我把字母写错，她十分体贴地将地址打印在一张纸上，共有二十多条。朱晔叮嘱我，给她写信时裁下一条贴在信封上就不会搞错了。

    二十多条地址，我只用了一条，给朱晔写了一封回信。我的回信很简短，可谓言简意赅，实际上这封信在我的心里已经酝酿很久了，写起来不免一挥而就。

    我告诉朱晔，我们相隔那么远，并且相聚无期，这样下去会很麻烦的。我深知自己不够坚强，害怕孤独，很难能抵挡住某些诱惑，要是爱上了什么人再和她分手的话，对她的伤害一定会更大。我的意思是不如现在就分，虽然彼此仍会难过，但总归是要好一些。最后我祝朱晔一切顺利，学有所成。

    写完信，我将它装入信封，贴上朱晔给我的地址，然后下楼来到街上。我把这封信投进了路边绿得发亮的信箱里，这时已经是九六年五月了。

    第一部分苗苗还是那么的美丽

    早就听说过岳子清家的琴会，就是招集一些人去家里，岳子清当众弹奏他新打的谱，有时候他也弹自己写作的琴曲。所谓的“打谱”就是把古琴曲“翻译”成现代人可以弹奏的简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