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顾献梁同学告诉我说，出版时应该保存本来面貌，我们在许多年后实在无理由也无资格来修改当年作品。他的话一下打通了多少年出版上的一个心理故障，今日出版不在远了，不觉体会到五年前他那一句话的深意。现在印出的除却少数笔误之类改过以外可以说保存了原稿面目。

    从有决心出版到成书中间还有一大段路。这次可以顺利出书完全因为得到了人生社的王道先生及夫人沈醒国女士一片热诚的帮助。我在一九五八年底因为研究工作道经香港得以在那里和他们两位会见。谈话不及半日，竟似相识半生。校对，编排，有了他们本色当行来偏劳，我已马上觉得肩上轻松了许多。人生社经理陈质仁先生又慨然接过去所有出版印刷事务上的责任，驾轻就熟更不用我这外行来多事了。所以除了旅途中校看一些清样，通信商量些细节外简直没有我的事可作。特别令我心喜的是这一本从少年友爱得到启示而完成的稿子终于由中年的友情之鼓励和协助将要成书了。

    动笔写这篇后记时，除了要在这里向所有赞助我出版这书的师友申谢外，原来还想借机会也点明一些书中埋藏的多少暗比，隐喻的。现在想想这种对于文艺作品分析，探索的态度又是太“论文”式而不“诗篇”性了，所以就此结束这篇后记，放自去生、化、转变的大千世界里浮浮沉沉罢。

    鹿桥

    一九五九·四月卅日旅居日本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