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类分子”中也有好人，以后他继续革命时一定要注意掌握毛主席“区别对待”的政策。还有的请我给他的家属带话，说他很快就能回家。他们的热情弄得我也热泪盈眶。

    出了群专队还不是正式工人，只不过以被管制的右派分子的身份和正式工人一起劳动。在群专队我大小还是个领导，跟正式工人一起劳动我反而成了众目腹腔下唯一的监督对象，革命群众对我的宽大倒使我更加难受。从劳改队到群专队再到正常社会，在我身上体现的是每况愈下，于是几乎在我意识里种下了“劳改情结”。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革命群众掌权的农场“革委会”居然批准我回北京看望我的母亲，凭这件违反当时常规的事我至今仍认为即使把社会搞得再乱，人与动物还是有区别。况且这次探亲假还不是出于我的请求，只不过大伙儿在田里劳动时一个小“头头”跟我聊天聊得高兴了偶然说了句：“你还是可以回家探亲的嘛！”我赶忙问探亲假需要什么手续，他漫不经心地说你打个报告交给我就行了，说这话的时候还给我挤挤眼睛。我不懂他挤眼睛的意思，我观察他并没有挤眼睛的习惯，可是他为什么偏偏说这话时向我挤眼睛？他的动作使我苦苦思索了很长时间，想搞清楚他有什么暗示或弦外之音。待我若干年后神经正常了，才知道世界上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动作是无意识的，因而世界上也有一半以上的思索是无意义的思索。

    探亲假的报告很快便获得批准。我只有三十几块人民币就爬上火车。这点钱还是“叛特反资”们凑起来借给我的。在劳改队我曾听说现在坐火车不要钱，可是上了火车才知道“大串联”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一节节车厢像拎着肠子持油似的查流窜分子和不喜欢买车票的“知青”，可见待在劳改队群专队听到的消息总是栅搬来迟。但我虽然没有钱却有“青春期”，列车员不停地将我查下去我不停地向上爬，一千多公里铁路我乘了七天火车也终于到达北京，有六晚上都是睡在免费的候车室。有“青春期”的好处就是没有钱也能跑遍世界。

    下面要请读者原谅我不写我怎样与母亲见面。在我另一部题为（习惯死亡）的小说中我曾有过一点点叙述，即便在那本书里我也不愿写得太多。我与我那位死去的好友相似，要把对于自己来说最珍贵的东西留给自己。一个作家总要有完全属于个人的私有精神财产；在一生的情感与一生的遭遇中，有些东西是和自己整个生命紧紧相连的。那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我生命的根系，如果将根暴露在外面，我便不能再很好地吸收土壤中的营养。哪一位作家如果把根系刨出来出卖，说明他已江郎才尽、即将枯萎了。我大半生经历的生活已经丰富得过于沉重，我的母亲是我利用这些丰富得沉重的生活的动力。现在我将我母亲抱着我的照片悬挂在书房的墙上，她的微笑鼓励着我不断写下去。

    她从一个贵妇人沦落为在街头靠手工编织毛衣糊口的老太婆，仍始终保持着高雅的风度。我想，只有受过旧社会高等教育的妇女才经得住人生的反复折磨。她虽然身材矮小骨瘦如柴却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即使变成化石也令人敬仰；她好像是一座贵族文明雕塑出的塑像，专门留给后人瞻仰那过去的永不复返的时光，并且时间越往后越会放射出古典的光泽而日久弥新。她老人家和我刚在一起过了三天愉快的天伦之乐我就被“小脚侦缉队”抓去。我以为“小脚侦缉队”这个词语应列为中国“文革”词典中重要的条目之一，那是无孔不入的专制统治下的一个范例。一群大字不识的“居委会”老妇少妇居然在堂堂的首都有权抓任何她们认为可疑的人，而那时可疑的人又源源不断抓不胜抓，迫使她们像会说话的警犬似的白天黑夜兴致勃勃地挨家挨户搜查。抓住后就交给派出所，派出所既是她们的总部又负责收集她们的捕获物。而堂堂首都的派出所竟然将被抓来的男男女女可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