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白天干着最沉重的体力活，晚上睡在没有暖气的棚子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的四川老乡。

    我经常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看到他们拖着疲惫的身影，听到他们说着熟悉而亲切的家乡话。中午，他们通常蹲在工地旁边满天的风沙之中，每人端着一个搪瓷盆，一大盆水煮白菜，三五个馒头，吃得津津有味。劳动了一年，运气好的能够拿到工钱，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运气不好的，工钱被包工头拖欠甚至赖帐，他们只好含着眼泪挤上回家的火车。

    我有一个比我小五岁的老乡，千里迢迢到北京来打工。他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干了一年。年终的时候，却被包工头欺骗了，一分钱的工钱都拿不到。他眼泪汪汪地来找到我，向我借回家的路费。

    他来到我的宿舍，我一见到他便大吃一惊：他穿着一身看不出颜色来的旧军装，肩上已经磨破了一大块。脚上的胶鞋也露出了脚趾头。他告诉我，包工头与地方官员和警察都quot;勾兑quot;好了，民工们稍有反抗，便会遭到打手们的毒打。即使他们去报警，警察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就不予理会。在警察的眼里，民工根本算不上quot;人quot;，民工的生命也轻如鸿毛--你们才是quot;不安定quot;的quot;隐患quot;呢，我们不抓你们就算好的了，你们也配来报案？

    城里的农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权利更无从谈起。除了政府的种种限制，农民的人权在城里受到肆意剥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进了城的农民好像都不是合法的中国公民，低人三等。每到什么庆典之类的日子，北京的警察与联防队员一起严格地查暂住证和其他证件。

    我曾经亲眼看到，在某个繁忙的地铁站口，停着两辆警车。那些没有暂住证的外地农民像一群绵羊一样，蹲在警车里发抖。

    这时，如狼似虎的警察又拦住一个农民模样的外地人。此人在马路上好端端地走路，哪里想到祸从天降。他哆哆嗦嗦地拿出暂住证，在他的眼中，警察简直就是天王老子。

    一恍间，警察将暂住证撕得粉碎，略带嘲笑地问：quot;你还有暂住证吗？quot;这个农民目瞪口呆，未醒悟之间，已被像狗一样拎上警车。他们很快就会被拉到郊县去挖沙子，然后装在闷罐车里遣返回乡。

    这样的农民可怜乎？可悲乎？

    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心中都充满了愤怒，却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替这些无辜的人辩护。我害怕自己也受到相似的侮辱。然而，怯懦本身就是一种侮辱，它时时刻刻在折磨着我。

    我身为农民的后代，每每亲历一次次农民遭难的事实，心底深处往往禁不住地生出种种悲怆与哀叹。我的恐惧和悲哀，我们的痛苦和不平，全部与他们感同身受。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爸爸以及我本人，就是他们当中最普通的一群。我只不过比那些被抓进警车的农民兄弟们多读了几本书，就获得了某种暂时的quot;安全quot;--我成了有文化的quot;文化quot;人，quot;文化quot;成了我的护身符。

    我应该为拥有这种quot;安全quot;而庆幸吗？

    我为逃脱了那样卑贱的命运而感到侥幸，更感到耻辱。

    功成名就的quot;知识分子quot;们，一般都勤于研究高深的学问。学问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他们对农民们的遭遇和命运自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他们呼吁的quot;自由quot;，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自由；他们期望的quot;民主quot;，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民主。

    他们以为自己就能够代表quot;中国quot;。他们有意逃避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他们害怕承担良心上的压力--假如他们还有良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