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我耳闻近几年新起了一批年轻的，特有锋芒，爱谁谁，把一些德高望重的quot;文化恐龙quot;都抡了。你了解这些人吗？他们怎么样？

    老侠：我看过北大研究生余杰的《冰与火》，号称quot;抽屉大学quot;。我特佩服这些年轻人。

    王朔：还有你佩服的人？

    老侠：我佩服他们如此小就如此工于心计，学会怎样出击，该灭的是谁，该夸的是谁，对什么人塞炸药，对什么人送玫瑰，心里清清楚楚。表现上壮怀激烈，嫉恶如仇，显得特道义、特诚实、特有学问，实际上那点小尾巴于不经意中一览无余。

    他要灭的那些人都在切身利益上与他无关，快入土的和早入土的，在他将来的命运上，特别是知识圈中的地位上，不会有任何实质性影响，于是他就不疼不痒地刺一下，并不想真说什么。而对那些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学术前途和地位的导师、老师，现在大学里说了算的人，他却极尽赞美、奉承之能事，那副媚态可掬的乖样，非由鲁迅的辣笔才能活现。余杰的那本《冰与火》中，除了他的几位老师外，其余的人都灭。

    其中有篇文章叫《先生意气》，夸了陈平原、张鸣、王岳川，这样的年轻学子，夸起人来就再找不出新词了，什么quot;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文史家之一quot;。什么在老师夫妇的学术通信中，quot;读出了一种心心相契的欣悦与温馨。quot;什么先生的quot;既然曾经独上高楼，也已经望尽天涯路，知道坟场后面不一定是鲜花……quot;quot;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quot;什么先生的特殊魅力像先生给学生泡的茶一样，quot;令学生闻香识先生。quot;什么在听王岳川先生的课之前quot;却早已闻先生之名quot;，先生不但课讲得满堂彩，让学生入迷，在quot;睡大觉、读闲书、做白日梦quot;的九十年代大学课堂，王岳川先生却quot;第一次点燃了quot;quot;学生无精打采的眸子quot;。文章的结尾又上升到历史上的大儒和仁人志士的高度，以中的师生之谊和东林党人的quot;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quot;相期许。这些优雅的肉麻之谀和他要剥quot;钱穆的皮quot;的凶狠恰成鲜明的对比。他鞭尸的激烈、义愤已经在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谗媚中小丑化了。对能够直接影响他命运的、在当前的知识界学院中如日中天的学者，他的底气全无。他才二十几岁，这么小小的年纪，初涉文化界，却圆滑得如同历尽沧桑的商人或政客。

    王朔：比我们刚出道时成熟多了。刘小枫怎么样？这几年总听人提到他。

    老侠：刘小枫与王岳川、王一川是北大的同学。他主要搞基督教，很早去了国外，现居香港。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的支点是西方的基督教，他以基督教为参照系，抓中国传统中的弱点还是挺准的。中国传统中的人格弱点，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中没有一个超越性的绝对尺度，实用得很，一个民族、一个人，没有一种自律或他律的非实用尺度，就没有了底线，什么事都敢做，凶残虚伪且丑态百出。西方文化，从圣·奥古斯丁开始，就为人的自我认识树起了一个绝对的尺度，正是在这一神学的尺度下，人世才罪恶重重，人性的弱点才能凸现出来，人才能反省自己，心存敬畏。

    弗洛伊德的现代心理学，以及西方近现代关于人性之恶的各种理论，都来自这种神学中的原罪。霍士说人对人是狼，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帕斯卡尔和蒙田也都以神学的尺度来论述人性的弱点。

    休谟的观点最精彩，他说，人一进入社会、进入群体关系和政治生活，制度的设计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无赖。人类在制度上所能做的，不是培养或塑造一种高大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