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悦：历史和现实共有着一个肚皮，

    谁也别想把它们分开。我厌倦了。

    党委书记奚流同志叫我到他家里去一次。我真怕去。一看见他的妻子陈玉立，我就要想起那一段屈辱而痛苦的日子。

    陈玉立在家。她的人和她的名字一样，亭亭玉立。虽然是五十岁的人，圆白脸上还没有几条皱纹。说话的声音也不老。我压抑住自己的不快向他们问了好。陈玉立立即送上了茶点，我碰也不想碰。

    奚流拿出一本杂志递到我手里，叫我看看。我翻开目录，有我系教师许恒忠的一篇文章：《试论“四人帮”的文艺路线》。还有校党委办公室主任游若水的一篇文章：《劫后余生》。许恒忠的文章我听他说起过，但没看。此刻也不想看。游若水的文章我倒很有兴趣，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总不至于说他自己也是“劫后余生”吧？我且看看。

    “许恒忠发表文章的事，你知道吗？”奚流问。

    “他跟我说过。”我回答。

    “这么说是经过你们同意的了？”奚流不高兴了。

    “总支没有研究过。有这个必要吗？”我仍然在看游若水的文章，真有趣。“百亩庭中半是苦，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他用刘禹锡的这首《再游玄都观》来形容自己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心情，真是煞费苦心了。刘禹锡在被贬了十四年之后，旧地重游，借题发挥，表明自己不怕政治压力的决心和勇气，对于以往所受的迫害，表现了愤慨和轻蔑。而游若水要表明什么？表明他也是一个刘禹锡吗？

    “你这个系总支书记是怎么当的？这个关都把不好。”

    听了奚流的这句话，我不得不放开游若水的文章，看着奚流。他一生气，脸就显得更长，更僵。我不说话。

    “许恒忠有资格批判‘四人帮’吗？他自己就是‘四人帮’的爪牙，‘帮四人’！”奚流恨恨地说。

    我立即记起了当年的一个场面：瘦得几乎要倒下来的奚流，弯腰站在台上挨斗，正在发言的是系里造反派教师许恒忠。我和陈玉立都挂着“奚流姘头”的牌子陪斗，我们的旁边站着奚流的病弱的老伴。可是，也就是这次会上，游若水“反戈一击”，成了学校第一个站出来造反的老干部，他是校党委副书记兼中文系总支书记。那以后，他被“结合”到中文系革委会，做副主任，并且不断地“反戈一击”。

    “他当年斗得我们好苦啊！我们家破人亡了。他对老干部有刻骨的仇恨。听说他是地主家庭出身？”陈玉立插了进来。

    她的声音太脆了。脆得使人怀疑是从她的喉咙里发出来的。挨斗的时候，她可不是这样，她常常吓得发抖，讲不出话来。就是那次批斗大会上，她当场吓得瘫在地上——爆炸了一枚重磅炸弹：许恒忠当众念了奚流写给她的情书！要知道她的丈夫、儿子都坐在台下，他们一直是支持她的，相信她是受了天大的冤枉。

    这是怎样的一些情书哟！“我愿意像一条狗一样……”啊！我听不下去！我的头要炸了！我觉得似乎自己也被奚流变成了一条狗，完全丧失了人格。要不是奚流当众承认信是他写的，我一定会认为这是造谣、捏造。我印象中的奚流是一个艰苦朴素、品德高尚的长者。他有一副正经的面孔，走路的姿势都正直得没有一点弯曲。他不止一次地批评过我：“小孙呀，要好好改造世界观。你受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影响太深，充满小资情调。这在阶级斗争中是危险的！”就是在他的教导下，我对自己头脑里的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做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批判。我在全系的学生大会上现身说法，说明十八九世纪外国文学对我的毒害：在阶级斗争中不坚定，是受了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影响；几乎和一个右派分子谈恋爱。奚流听了我的自我批判，表扬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