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这种香气里读《妇产科学》，糟践。

    妇产科有好几个女教授，都是在更年期左右摘掉卵巢，然后补充雌激素，都是齐耳短发，皱纹清浅，做手术站五六个小时，大腿不弯，手比男医生更加干燥稳定，不查户口本身份证，单从容貌和体能，基本无法判断真实年龄。唯一一个容貌和体力上能抗衡的中年男大夫是个姓罗的胖子，脸上褶子都被肉撑平了，看不到脖子和脚腕这两个解剖结构，站在手术台上，必须搭配一个娇小的年轻女护士，否则站不开。“就为这一点，我就热爱做手术，我也不减肥。”

    罗胖子说。我跟着罗胖子上台做手术，替他拉钩，罗胖子柳叶刀一划拉开腹壁，血从两侧的皮肉上一个个血管断点涌出来，仿佛护城河两侧的排水口，静脉血暗红，动脉血鲜红。胖子电刀一个一个血点止血，电刀头触及血点附近的皮肉发出吱吱的声响、烧焦了的皮肉腾起轻细的烟，胖子对身边搭配的小护士说：“我昨天又去吃韩国烧烤了，三千里烤肉，我不喜欢他们烤好了给我端上来，我喜欢自己烤，听肉吱吱地响，烟升起来，香啊！”

    九点多钟，柳青趴在课桌上，斜着眼睛看我，说：“肚子饿了。”

    柳青的睫毛很长，我无法判断是有机生长的还是被她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动过手脚，从外三分之二开始向上弯曲，在自习室日光灯下，最尖的地方一点点闪亮，鱼钩一样，弯刀一样。

    “好，我带你去吃东西。”我开始收拾东西，“想吃什么？”

    “随便。”

    “随便是什么啊？想吃什么，给个方向，我请你。”

    “你，什么眼珠子啊，手啊，脸蛋子肉啊，都行。”

    “还没发育成熟，没到吃的时候。”

    “那就无所谓了，附近有什么可吃的啊？”

    “那你听我安排吧。”

    我和柳青下到六楼，苏联设计的房子，层高六米，楼道顶上打满了晾衣服的管子，高高地挂满了衣服，多数是男生的裤子，我们从一个个裤裆下走过，柳青头也不抬。我把书包和柳青送的吃的扔在床上，屋子太挤，插不进腿，柳青站在门口，没进屋。胡大爷一直在附近逡巡，抽冷子往柳青身上看一眼。

    我拉着柳青的手，绕到东单三条上的九号院。院里的花都落了，柿子树、玉兰树、桃树、槐树的叶子都长足了，我说，这个是整个医院最大的院子了，吃完晚饭，办公人员都走了，院子里可以打网球。西厢房二楼是解剖室，大体解剖就是在那儿上的，四个人分一个尸体，两个人一边，讲到男女不同的地方，互相交换，你看我的女尸，我看你的男尸。男女差异比想象中的小，福尔马林泡了这么久，子宫就京白梨那么大，阳具比游泳之后还小，比大拇指还小。

    尸体都平躺在不锈钢台子上，基本都是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病死或者饿死的，各种结构都完整，特别干净。墙角站着两架骨骼，一男一女，完整，男的叫王刚，女的叫南珊，个子都挺高。

    我们用来对照的，尸体筋肉模糊之后，某个结构不容易定位的时候，就对比这两副骨架子。水泥铺地，什么时候都是粘的，浅浅的一层人油。也奇怪了，无论怎么洗刷，都是粘的。大体解剖快学完之前，尸体都散架了，颅骨里的大脑小脑都得留着，下门课《神经解剖学》接着用。管那门课实验的老李拿个大水桶，一个一个头收拾好，仿佛B大上完排球课，体育老师用个大网袋收拾排球。老李还管组织切片，他的切片机就是一个超小号的切羊肉片机，切完组织切片之后，用最软的中号毛笔在缓冲液里打散，等待染色。老李有好些台显微镜，我在镜子下看过我从脸上挤出来的包，那种年轻的包，在镜子下面，美玉一样，白，润，偶尔有根毛。东厢房是生理室，晚上放毛片，站在院子里看得非常清楚，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