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夏天最热的那个周六的晚上，我一个人坐在东单三条基础医学研究所七楼的自习室里，感觉人生虚无。

    基础医学研究所是个按苏联模式建设的老式楼房，层高三米五，没有空调。天太热了，又是周六，原籍北京的学生都躲进自家的空调房间了，外地的，在宿舍半裸打游戏或者看闲书或者补觉儿，或者去医院医生值班室等有空调的房间去念《外科学》、tOEFL、GRE去了，七楼巨大的自习室里就我一个人。

    尽管楼层很高，尽管没有火炉一样的精壮小伙子、小姑娘一个挨一个挤坐，尽管自习室里所有窗户都敞到最大，南北通透，和北面楼道的窗户对流，还是毫无用处。我坐在教室靠后靠窗的位置，没有一丝气体流动，汗从额头汩汩涌出，顺着脖子流进我穿的大号棉布圆领衫，在我胸前背后划出一道道汗水的曲线，最大最沉的汗珠子一直流到内裤的上缘，即使我不喝一口水，也没有一丝停顿的迹象，难道我是一口自发的泉水吗？挑了条最短的内裤穿，外面套着的短裤比内裤长不了多少，被包裹的阳具还是像狗到了热天的舌头一样，总挣扎着瘙痒着自己想耷拉出来，帮助释放些热量。放在课桌上的前臂和压在椅子上的大腿，半分钟不移动，极细极碎的汗珠子就渗出来，铁板烧上的油一样，把皮肉和桌椅贴面烙在一起。

    窗户外面，看不见月亮，也看不见一颗星星，路灯把天空映衬成土红色，天地污浊而混沌一片。听我们的结巴英语口语外教说过，他靠教英文和在酒吧唱乡谣混了五十多个国家和城市，只有在北京，他能明确意识到他呼吸的是什么。那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悬浊物，在半气体、半液体的基质里面，漂浮着肉眼几乎看得见的固体颗粒。

    想着过去的三天，我感觉寒冷。

    三天前，呼机叫唤，不是柳青，是我初恋的留言：忙吗？有空电我。我想，要是没有呼机，我初恋现在应该穿着那条白色的长裙、粉色的纱上衣，敲我宿舍的门。要是没有呼机，我打开门，我初恋的影像、淡香水的味道、楼道里实验老鼠饲料的味道，会像拧开水龙头之后的水一样涌进宿舍。

    “怎么了？”我在胡大爷的宿舍管理办公室里打我初恋的办公室电话，她的办公室在距离我身体一千米以西的一个写字楼里，胡大爷戴着老花镜在读三天前的北京晚报，报纸上一个圆圆的饭盆油印子。

    “忙吗？”我初恋很简洁地问。

    “还那样儿，刚考完tOEFL，差不多应该得满分吧，和我们班女生甘妍打了赌，我要是满分，她请我吃饭，地方我定，菜我点，要不是满分，我请她，地方她定，菜她点。她自从上《内科学》就蔑视我，我忍她好多年了，这次是恶心她的好机会。这几天在准备GMAt，每天三个小时做一套模拟题，稳定在七百五以上了。和过去咱们打游戏类似，熟能生巧。毕业论文数据差不多了，六十几个卵巢癌病人，不到三年，死了一半了。你说，我怎么这么没用啊？我这种狗屄卵巢癌发生学论文做了有什么用啊？你相信有鬼魂吗？我最近有些相信了。我的病人都定期查一种叫CA125的非特异性癌蛋白，监控癌病的进展和治疗效果。前一个月，有个在我这里查了三年的董阿姨走了，我还是感觉每周三下午，她推我实验室的门，问我，‘这周的结果出来了吗？’说，‘还是很想多活几年，哪怕一两年也好，看完女儿结婚，再走。’说，‘其实我皮肤还是很好呢，从来不用什么化妆品。’我体重最近又减了十斤，现在不到一百二十斤了，我看这个活儿毕业之后不能干，再干下去，魂儿也保不住，命也保不住。”我都不好意思，即使是在电话里，即使是已经认识我初恋十年了，即使在小于一厘米的超微距内拉着她的手也观察过很多遍了，她在哪里，那里就成了个戏台，我的手心发热，小丑的帽子就套在我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