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打在我床上，睁开经过充足睡眠而兴奋的双眼透过北京污染严重的空气，我看到了淡蓝的天空。多美妙的早晨，但是我不愿意起床，大四了，我要让自己习惯赖床，尽管课已经开始了，那个满头黑发的教授已经带领我的同学穿越爱因斯坦扭曲的时空观，去体会相对论的玄妙了。

    懒洋洋地斜靠在床头，翻开，我想我被拽回到20年代的老北大，我看到一副瘦弱身材，满脸懒散的年轻人。他把赖床变成了艺术，他认为以他十几年学习的经验来看，最大的益处就是“迟起”，因为“惟我独尊地躺着，东倒西倾的小房立刻变成了一座快乐的皇宫”。他不遗余力地实践着该艺术，即使毫无睡意，也要坚持在床上胡思乱想。他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列举了迟起对于人生帮助的若干理由，这些理由对于现在的我具有如此的说服力，以致不得不压抑住上课的心，继续无所事事地躺着。

    只活到27岁的梁遇春一点也不像流星划过天空，他的光芒不刺眼，而是舒缓柔和极其惹人亲近的。躺在床上，我似乎看见穿着长袍的梁遇春在沙滩上缓慢地踱着方步，一脸快乐的流浪汉的闲情。他推开一间教室的大门，在鸦雀无声中，背着教授的白眼和同学的惊异，溜达到最后一排，翻开，有一搭没一搭地扫着。

    林语堂曾经说老北大的风格是类似牛津式的散漫的，在这种宽松自由中，学生的创造力与个性得到充分的舒展。梁遇春可能正是这种精神不遗余力的实行者。闲散从来都是智慧的温床，法国谚语说“闲暇生艺术”，或许法国的艺术的确是在那些遍撒街头的咖啡馆孕育出来的。汪曾祺在回答问题“为什么西南联大在八年内培养的人才比建国后几十年的都多”时的答案是“自由”。他那时在大学里的生活是：白天大睡，晚上去泡图书馆，率性自我。因为明确而功利的目标，他们放纵自己的心灵四处游荡。

    多年后，我行走在已经变得匆忙不堪的校园里，目睹着两旁的人去努力争夺他们或许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时，我无法不想念那个小伙子。20年代的人喜欢说“我的朋友胡适之”，90年代的我，却总是想说“我的师兄梁遇春”。在一片tOEFL的书海中，手持一卷《梁遇春》有着莫大的快乐。

    这个不用功的师兄，好读书却不求甚解，他坚信读书和写作都是为人生服务的，生命本身高于一切。于是，他让自己的生命恣意生长，让自己的性情尽兴发展。所以，为了更多地享受生活中的阳光，他放弃了对于具体成就的追逐。天赋之才的他，只留下了薄薄的小册子，这肯定要被李敖斥责为“懒到家了”。

    我不喜欢那位“为了某种自己都不明所以的事业”而存在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他觉得人的生命是为了多年后的回忆不至于惭愧而存在的。这种想法伤害的其实是生命本身，生命原本是件单纯的东西，我们活着，快乐着，欣赏着这世界，这就足够了，而无须某种外表的物化实在的成功来证明。正如我的那位70年前的师兄，他赖在阳光明媚的床上，他逃课，他无听事事地读书，然后在情感出现时，通过笔端释放成文字……

    很多年后，我都会记得1996年初夏时的夕阳。它成30度角无力地穿过北大四院的一间门牌号为103房间的糊着破旧报纸的窗户。我坐在那疲软的阳光下，听着对面孔庆东很少间断的谈话，谈话的内容涉及政治、文学或许还有生命本身。内容我几乎已经忘记了，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他谈话时激昂的语气不会消退的气势。

    那时候，我常常激动，常常伴随着他的愤慨一起愤慨。那时候我大一，我一直怀疑，如果没有那个夏天，我会成为另一个我。也是那个夏天，孔庆东用他的特有的言谈方式有些粗暴地灌输给我他认为的“北大精神”，甚至还有他的“北大沙文主义”。他常常用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情绪给我讲述他眼中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