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思考的学生视作不安定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试图表达思想的刊物的生存当然很成问题。

    龙应台称台湾的大学生是幼稚园级别的，因为他们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而我们的大学又何尝不是呢?同样经过了一个“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教科书”的中学年代，而大学又不鼓励他们自由的思考与实际的行动。青年李普曼等在当年哈佛的举动，对于中国学生是不可想像的。于是，中国的大学生自然而然地心灵萎缩。于是，这代中国大学生呈现出极其可怕的一面。一方面因为缺少思考能力，思想与行动上显现出幼稚化倾向；另一方面由于消费主义的冲击，大学又不能给予心灵上的引导，学生变得极其世俗化。这是一种怎样奇怪的混合，他们无法拥有健康的未来——除了缺乏行动的能力，更是缺乏理想主义气息。而大学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受教育者对未来有着美好的理想，并有能力去实现它。我们的校园显然没有给他们这些机会。

    威廉·詹姆斯在《真实的哈佛》中说：“(我们来到哈佛)是因为她的课程丰富多彩、不拘一格；是因为她哺育了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命力的理想，并给这些理想的价值实现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中国大学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威廉·詹姆斯的哈佛式的俱乐部精神?

    跋：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我所探求的不是一个日期，而是一个象征，一个转折点，一个我们被歪曲的道德历史进程中的隐秘时刻。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

    这是一个轻松、急速、冒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度过青春岁月是愉快的；可是走出这个时代却使人感到欣慰，就像从一间人挤得太多、讲话声太嘈杂的房间里走出来到冬日街道上的阳光中一样。

    ——迈克尔·考利(流放者的归来)

    4年以后，我仍然清晰地记忆着李皖给我带来的震惊。“这一年，高晓松27岁，但已经开始回忆。”1997年的秋天，我斜躺在北京大学28楼202宿舍里，这句话从《读书》杂志粗糙的纸张中跳出来，柔情似水却准确有力地抓住了我涣散的神情。“这么早就回忆了”，李皖在感慨的同时，开始寻找隐藏在一代人“怀旧”的面具后的秘密。

    这是一个逃课的上午，屋内微冷，校园的树叶变得金黄，并逐渐飘落。这一年，我21岁，三年级学生，满脸的迷惘与偶尔的愤怒，四处表现着对于当时北大的不满。压抑，是我当时最喜欢的措辞，它被随时用来形容我的青春与校园生活。自从1995年进人北大，一种致命的平庸与现世感就死死地围困着我。周围的同学要么疯狂地学习，努力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生；要么就终日无所事事，通过玩电脑游戏消磨时光；还有一少部分乐此不疲地加入以舞厅与录像厅(或许还有学生会)为核心的社交场所……也在1995年，微软发布了indo;狂飙运动开始了；七大工业国还在这一年通过了兴建“信息高速公路”的协议，决定共同促进“信息社会”的早日来临……到了1997年，多利羊出场，戴安娜随风逝去，连《泰坦尼克号》这样的片子都大获成功……

    当然，我并未意识到这些事件预示着的社会变革，张朝阳、丁磊神话还要过几年才出现。为了躲避不满与愤怒，我让自己沉浸在幻想里，幻想中最常见的场景就是“这么早就回忆了’’的80年代校园。高中时看到的奠定了幻想的基础，这部蹩脚与幼稚的电影有效地挑逗起少年人心中“担当社会责任’’的激情，它部分准确地把握了80年代初期中国大学内四处洋溢的求知与变革热情。一位83级的学生孔庆东用他的亲身体验将我的幻想推向极致。在他如金庸笔法的描述下，80年代校园成了一个奇情的江湖。形形色色的年轻人充斥其中，不断涌入的新思潮搅拌在一起：哲学上的存在主义、诗歌中的现代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