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谈事儿吗？我不是把我爸那件双排扣的西服送你了吗？为什么不穿？我让你装嫩！让你穿紧腿裤！让你浪！让你骚！妈的明天老娘给你生三孩子，你一出门，三娃儿的哭声就响起来，跟情妇还没坐稳，二娃儿就在电话里用颤声叫你爸爸。”

    “那我的一娃呢？”

    “叫我给掐死了，为的是提醒你注意关心下一代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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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晓晨每次出差在外，追命电话打得我躲无可躲，藏无可藏，我要是因为洗澡接晚了，她都得盘问我半天，而出差回来，更是要满腹狐疑地认真检查我，并且，由于过度发达的对于不幸的幻想，她总是能编出一个个故事，说我是如何地骗她，她真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说到做到，经常是深更半夜，只见她抬手拧亮床头小灯，翻身而起，一下掀开被子，当着我的面儿，就趴在床上找她想像中的阴毛，找得我直不好意思。据说这一切只因为她好像闻到一股怪味，她找得兴起，嫌我碍事儿，叫我站到床下，搞得我极不自然，只好在地上裸体走来走去，瑟瑟发抖，无聊至极，而她一找就是二十分钟，把被子扔到床下，趴在深色的碎花床单上做地毯式搜索，津津有味，不知疲倦，我深信，若是找到一根，为了验证一番，她竟能顺手从我这里拔下一根做一做对比，这种事她绝对干得出来，她可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她以此为傲，还管这一点叫做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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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性虚荣心，或是一种想像中的攀比，更可能是一种恶意的刺激我的心理，袁晓晨不时地向我描述一下她以前的诸多男友，并与我做一些对比，有些可能是真的，另一些完全是她杜撰，因为她讲得十分混乱，往往自己都会忘记以前讲过的内容，张冠李戴，还得我提醒她谁是谁，有一次她对我说：“我不喜欢老外，有一次，一个老外把我领回家，他脱光衣服后仰面平躺，我发现那玩艺就像在草地上竖起的一支小烟囱，很可笑。”

    “哎！哎！哎！怎么成老外了？小烟囱的那个不是体院帅哥吗？求求你，吹牛之前打一打草稿行不行？”我也会抓紧时机反击，打击一下她的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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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晓晨时常以玩笑的口吻，于不经意间向我问起有关姚晶晶的事情，这件事简直成了她的心病，出于同一种敏感，我从未向她承认过与姚晶晶上床的事，但她以一种不屈不挠的劲头，没完没了地试探我。

    “哎，给姚晶晶打个电话吧，我一年多没见过她了，怪想的，咱俩一起请她吃顿饭。”

    “没兴趣。”

    “我替你拨电话吧，你就说一声就行。”

    “要说你自己说。”

    “我哪儿有你们关系近呢，真呵护呀，喝醉了扶人去住五星级酒店，一天一千块，还加收服务费呢，是不是？”

    “不知道。”

    “哎，我问你，你们花一千块干了些什么？”

    “你问她吧。”

    “我哪儿好意思问呀——哎，姚晶晶喝醉了在床上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问她在床上睡得怎么样？”

    “挺好。”

    “你怎么这么说！”袁晓晨一拍桌子，“这听着像人话吗？啊？我的男朋友说我的女朋友在床上挺好？你们俩也太混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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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就在这种半真半假的争吵中进行，我知道，无论是我，还是袁晓晨，在人群中都渺小得如同没有，我们都是随时可被替换掉的零件，我们生长在城市的缝隙之中，我们的欲望与梦想，被嵌进无数相似的欲望与幻想之中，与别人的交缠连理，事实上，那些欲望与幻想，也是一样可被替换的，在这里，每个人都像是一个产品的样本，后面都有无数的备份

    可供挑选与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