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的制片人分两类。

    一类是手头有钱并成天四下里找好剧本的，这种制片人有点靠谱，可偏偏是他们，却特别迷信于拍过戏的导演，哪怕这个导演拍过的戏从未成功过他们也愿意相信，而且，一听我连电影学院都没上过，更是连连摇头，就跟那些拍过戏的导演出生时脖子上就绕着一卷儿自己的作品呱呱坠地一样，叫我奇怪的是，他们也不想想，谁都是从第一部戏开始的，另外，制片人从未与我聊过有关电影的只言片语，聊的都是如何组织剧组，如何省钱，叫我谈了半天才明白，原来拍戏根本就是一桩买卖。

    这类制片人叫我吃尽了苦头，他们中很多人只对我的剧本感兴趣，而对我把它拍摄出来不感兴趣，他们用别的导演的二度创作来说服我交出剧本走人，似乎拍戏多一道手他们的心就放下一块，我可不想让二度创作来歪曲我的作品，经验让我懂得，这种二度创作与我的初衷是多么地风马牛不相及，当然，他们也用别的东西说服我，比如，加价买剧本，比如，让我当一个副导演，或是联合执导，还有人竟同意让我当导演，条件是，在我这个导演上面再加一个总导演，也不怕人笑话。

    另一类制片人号称能弄到钱，可手头暂时没有，号称野鸡制片人，这类制片人倒是对我挺热情，他们想用我的剧本去找来钱再说别的，很明显，与这类制片人谈拍摄纯粹是耽误工夫，可气的是，正是这类制片人最难识破，谈来谈去恨不能我都以为第二天就能喊开拍了，这才发现，原来对方是个空手道。

    慢慢地，我把精力集中在第一类制片人身上，甚至省出牙缝里的钱飞了一趟上海，又飞了一趟广州，事后深深地后悔，我一心想当导演就够固执的了，没想到有钱的制片人比我还固执，坚决不让我拍摄，而只想买我的剧本，到后来，这件事简直成了对我的侮辱，因为这分明在说，你写你的剧本不就完了，干嘛还想自己拍呢，这不是说我在无理取闹嘛！

    为了免受侮辱，越往后，我越不愿见制片人，加上穷上加穷，真想把剧本卖了算了，但事到如今，剧本我也无法卖了，因为我四处嚷嚷着要拍戏，弄得人尽皆知，要是过后摇身一变，突然变回一个导演未遂的编剧，那也太惨了。

    因此，我只好自己扛着这件事，与各种制片人打着绝望的持久战，慢慢地，这件事成了我的心病，加上我那些幸灾乐祸的朋友们打电话都直接管我叫导演，真叫我觉得面上无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频繁地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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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段，我的心情十分不好，99年夏季来临，我的心情变本加厉地不好，我感到自己变成一只落水狗，落进了拍戏未遂的污水里，出门转一转，从反光的大玻璃上看到自己，也感到自己像个拍戏未遂的现行犯，真想叫什么人把我送上法庭。

    讨厌的是，这件事一直拖到现在还未解决，真没想到，就是豁出去了想干件哗众取宠的事都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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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下里，我把在世上遇到的一切全部归结于一件事，那就是我的存在。

    提到存在，提到存在的厌烦与空虚，我可就颓了，因为，这涉及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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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痛苦，我听到的够多了，关于存在，我听到的也够多了，关于存在即痛苦，我听到的就更多了，这种盈盈于耳的声音究竟要告诉我些什么呢？

    是的，我与叔本华一同同意世上有痛苦这回事，我也同意叔本华的悲观，我认为他有道理，我相信，面对痛苦所产生的悲观十分令人同情，我甚至相信，悲观是一条通向虚无的光明大道。

    但是，但是――作为无法摆脱的痛苦，我认为，其意义正在于无法摆脱，除此以外，没有更多意义，甚至，我一听到有人说要摆脱痛苦就忍不住发出冷笑，在我看来，痛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