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十一岁，我读书，我睡眠，我写作，我厌倦，我坐立不安，我四下走动，我探头探脑，我漫不经心，我无聊至极，我孤独寂寞，我单调乏味，我不值一提，我的生活支离破碎。

    甚至，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描述我的生活，我弄不清楚自己用意何在，我只是盲目地做着我认为可做的事情，我就是这样。

    三十一岁是讨厌的年龄，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到了三十一岁，我发现自己走入荒原，

    清点行装，发觉贴身物品只有两件——无聊的欢乐和不可告人的痛苦，这足以使我断言，三十一岁讨厌之极。

    我自认为不是那种积极向上的人，但我是非常尊敬积极向上的人，我尊敬他们的忍耐精神和挣扎斗志，我也尊敬他们的生活方式，我认为，如果没有“积极向上、永远抗争、挑战命运”之类活泼可爱的迷信活动，人生简直就闪不出火花来。

    我不会闪出火花，我颤抖，但不闪烁，我犹豫，但不后退，我怀疑一切，我背对生活，我是另一种人，是那种所谓“还未找到信仰的人”，我头重脚轻，缺乏根基，因此，在茫茫人海里，我显得步履蹒跚，左顾右盼，行动迟缓，不着边际。

    我自命不凡，不知高低。相反，却又十分害羞，我的羞耻感来源于对自身无能的判断，另一方面，当我看到周围那些比我更蠢的人却不自知，不由得怒火中烧，以至形如斗犬，只要听到他们说话便要出口驳斥而不问就里，而出口说完之际，我又总是感到后悔，总之，我忽高忽低，忽上忽下，头脑混乱，自相矛盾。

    很多俗话对我不适用，比如：我就弄不清“万事开头难”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难在哪里，我只知万事从零开始，一如我的近况——九九年四月里的一天，我正在读一本美国人保罗。福塞尔所著，名为的讲美国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的书，忽然电话铃响起。

    我得说一下电话在我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由于没有所谓正式工作，我的生活来源全部仰仗那部放在写字桌前的电话，电话一响，对于我的生活来讲，无非两件事上身——套用经济学术语——生产或消费。所谓生产，便是有工作上门，写剧本或是文章，于是手工作坊顿时开业。所谓消费，便是朋友们耐不住各自的寂寞，蠢蠢欲动，要求聚会，当然，聚会是要花钱的。电话生涯看似过得去，其实很被动，这个结论是我翻看得来的，起初，我也错认为自己的生活天马行空，很是自由，但告诉我，像我这种无产文人生活实在格调低下、俗不可耐、惨不忍睹——就如同书中最后一章“冲破常规的另类人”一样。

    我拿起电话，是一个编辑打来，他约我写一本十五万字左右的小说，难得。我连忙答应下来。

    我说过，无产文人生涯格调低下，俗不可耐、惨不忍睹，这话可能要让某些人看不顺眼，但

    这是我本着理智与诚实两条原则分析总结而得出的结论，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文人有求于社会，文人讲话，希望别人听到并有所反应，自由文人是社会的“业余者”，总以业余身份参与社会活动，这很合乎欧美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似乎很有格调，不幸的是，文人的“业余者”的身份是被迫的。况且，根据“无用即美”这一原理，文人工作一旦有用，美即立刻消失，丑便找上门来，这种所有文人皆能倒背如流的大道理不知是否合用于文人本身？保罗。

    福塞尔在书中并没有告诉我。

    我的观点：热爱自由、追求真理等等行为应归于个人爱好，甚至隐私，如果有人在做这些工作，最好放在业余时间悄悄进行，如果能做到东躲西藏、偷偷摸摸、以至神不知鬼不觉，那就是最好，最有格调，因为诚实地讲，只有那些东西才配得上那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

    而且就我所知，从古至今，世上了不起的人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