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不爱的。于是，我与台湾人在陈小露那里被分成两个部分，也就是说，她当时的愿望其实是这样的，她爱的是我的一部分与台湾人的另一部分，可以模糊地说，她的爱不太完整，但我却需要一个完整的爱，于是，我主观地认为，她应当摆脱台湾人，悲剧就发生在这里。

    当然，一点想法上的错误不会造成什么悲剧，重要的是，要付诸行动，这样才能一错再错——我就是这么干的，我每次见她，必得催她上进，催她上进的方法便是催她去工作，通过工作获得经济独立。经济独立，便可有独立的人格，有了独立人格之后，便可与我对等相处，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要显出我与台湾人的不同，我认为，台湾人给她一切，而我却能帮助她自己获得一切。可以说，我的推理貌似合理，但仔细想来，每一步骤之间都存在巨大的困难，即使克服了所有困难，我的计划得以实现，那么陈小露似乎会变成另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我会如何呢？我不知道。目的之二呢，那就是我只为我自己考虑，我的钱不多，因此使用起来就要有效率，我只能去帮助那些很快就不再需要我帮助的人，而无法去帮助那些会因此依赖我的人。

    很显然，陈小露对我的悲剧了解得十分清楚，但她不想与我争论，于是，便采用拖延战术，每每我催她立刻动手，她必说要等一等，等她上学，等她学到足够有用的知识，再去找一个高起点的工作，至于这个起点要高到什么程度，陈小露只字未提。于是，我们在讨论我们不着边际的前途时，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

    如果说，怀孕破坏感情的话，那么我要说，避孕也能做到，避孕套问题看来不很重要，其实不然，如果你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力撑开它，特别是用力撑开一个彩色的，并把它置于头顶，你会发现，它足可以给你造成一个很大的阴影。

    我要说，我不喜欢操避孕套，我非常不喜欢，我喜欢使用别的避孕方法，我这样想是出于一种迷信，我相信，在亲热时，两人之间不该有任何东西存在，两人应当好得如同一人，因此，我喜欢口服药法，但出于另一种不同的迷信，陈小露根本不考虑使用药物，她认为药物使人发胖，不仅如此，她对别的避孕法也不信任，她就相信避孕套！

    这就使我们之间在最不该争吵的时候进行争吵，比如，两人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讨论的不是如何进行肉体享受，而是我拿着一粒避孕药对她说吃吧吃吧，她拿着一个避孕套对我说戴吧戴吧，在我的记忆里，至少有两次，在气愤之下，我自己吃下避孕药，扔掉避孕套，倒头睡去。当然，这种情况极少，更多的是，我们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如何争论？自然涉及到我对她是否关心，还涉及到她的性史与我的性史，以及我们对彼此性史的看法等等问题，实际上，这是两种迷信之间的交锋，话题虽多，论证虽有力，但实在缺乏理智。

    就以上两点，我本可以写出五本小说，也许很多读者更希望看到那五本小说而不是区区上千字，但我认为，这种场面描写虽有趣，却十分繁琐，我把要讲的讲完了，再罗唆下去实在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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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除了争吵，我们也有一些有趣的时光。

    讲色情话和恐怖故事当属此列。

    我与陈小露时常相互打电话，有一阵每晚必打，陈小露是电话高手，通过电话，她可以办成很多事，就连让我在电话线那一头射精都能做到，她的拿手好戏是扮成六七个姑娘，逐一与我上床，直到我顶不住为止。

    我呢，我会讲恐怖故事给她听，因为陈小露最怕听恐怖故事，但又对恐怖故事最好奇，发现这一点很偶然，一天夜里，我正在写东西，陈小露打来电话，与我聊起了文学，聊着聊着便聊到莫泊桑，于是我讲道：

    莫泊桑是一位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年轻时是个帅哥，成名后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