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办厂已经很久没有传出机器的声响了，只有小丁、赛强、大头、爱武这几个孩子还经常到这里来，趴在窗口往里张望。这里原先是一间可以坐五十个人的教室，山头那面墙一半是青砖，一半是红砖。后来运来了两台机器，五六个工人开始加班加点地生产塑料瓶盖。不合标准的瓶盖，都用筐装着，倒到外面的走廊里。看起来齐整的瓶盖都堆在房间里。小丁就记得那两台笨重的机器挪过两次位置，不断地往东面移，为了腾出更大的空间来存放压好的瓶盖。这样下去，小丁想，总有一天他们不得不把机器搬到走廊里来。小丁的母亲警告他不要老到校办厂玩，因为里面散发出的气体有毒。小丁听不进去，他只采纳父亲的意见。就在这时，机器再也不响了，那五六个工人又重新回到学校食堂去继续做他们的工友，喂猪，或者给学生们做饭。又过了两天，连那两台机器也给搬走了，只剩下大半屋子的瓶盖堆在那里。为什么他们不再生产更多的瓶盖了呢?大头说，那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瓶子的缘故。赛强的父亲是学校管总务的主任，赛强经常到食堂不花钱吞下一个狮子头，所以他长得最高，耳朵最长，他也听到了要办一个新的校办厂的传闻。那么就对了，小丁说，新的校办厂肯定是生产瓶子的。

    小丁的奶奶出现在走廊口，背微弓，满头银丝，双臂垂着，几至膝盖，她来叫小丁回家吃晚饭。奶奶是个南蛮子，不会说也听不懂当地话。小丁和她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就灰溜溜跟在她后面往家走。小丁的父亲关照过他，无论如何，不能惹奶奶生气。因为奶奶一生气就不吃饭，闹着要父亲立刻给她买回老家的车票。其实一张车票能管什么用呢?只能让她离老家近一点而已。况且老家有什么?什么也没有。小丁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就随一个远房亲戚漂洋过海，去了菲律宾一个叫翁穆的地方。由于爷爷做了番客就没了音讯，更谈不上往家里寄钱，所以爷爷那个大家里的人，就越来越过分地欺负奶奶，分家产的时候，只给了她很小的一间房子，别的什么也没有。小丁的父亲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体面地离开了那个小地方。结婚以后他把奶奶也带了出来，带到另一个莫名其妙的小地方来。小丁经常听奶奶在早上说，昨天她又回了一趟老家，见到了哪个姑，哪个爷。父亲在一边坐着，阴沉着脸，频频点头。小丁是在老家出生的，但是对那里一点印象都没留下。那是几千里之外一个更为陌生的地方。小丁的母亲也是南方人，但是出生在城市里。小丁的外婆年轻时很漂亮，是一个性格内向的手工艺人。母亲平常在家也说闽南话，但是生起气来就不说闽南话了，几个回合下来，父亲也被携带着说起了他永远说不好的普通话，姐姐、弟弟和小丁不自觉地也说起了课堂上才说的苏北味的普通话，这时的奶奶就成了个聋子，她就会嘴里嘟嘟囔囔地一个人走到厨房里去，越是不高兴，就忙活得越厉害。母亲和奶奶之间的敌意是那么深，看她们坐在同一张桌子的两边，就让人不安。小丁常常不得不担当起为她们之间传话的责任，因为在这个家里，姐姐站在奶奶一边，弟弟虽然还不懂事但是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相形之下就小丁没有立场。而父亲就是小木桌上的那盏煤油灯，玻璃灯罩每天都被尽可能地擦得亮亮的，不很明亮的噼啪作响的桔黄色的光线照在桌边每一个成员的脸上，让每一张脸都变得温暖可亲些。窘迫贫穷的生活就这样得以一天天地继续下去了。

    “你就不应该表示赞成，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你就一点头脑都没有吗? ”母亲看起来非常生气，她忽然把头转向左边，也就是小丁这一边，“讲了多少次啦，喝稀饭不要喝出这么大的声音! ”

    小丁不得不喝得慢一点。与此同时，他清楚地看到他左边的奶奶那双灰色的青筋毕露的手一哆嗦。父亲在喝酒，面前的一只小碗里有几十粒花生米。弟弟每次总是动作迅速地偷吃上几粒，而小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