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很小，一扇窗也没有。比我寒伧的公寓里的那间浴室还小。一只日光灯被四面白墙反射，光线过剩。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长方形口子，室内的人能否得到足够空气就看它的了。你别想逃，不信你逃逃看。我像所有嫌疑者一样，对这间八平方米的审讯室的头一个条件反射是：逃跑有多大的成功率？就算逃出这个门，还有门外长长的走廊，然后是个四通八达的大办公室，在那里你马上会失去东南西北。即使你走运，找到了出路，你也会在接待室被截住。接待室是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厅，公正而森严，架子摆得很大，挂着星条旗和联邦调查局的徽记。你最远能逃到那里。再远，大厅门口那个彪形卫士就会马上翻脸，叫你“站住！举起手来！”他会拔出手枪，叫你“到墙根那儿去！”然后枪口顶着你的后脑勺，空闲的那只手便上来搜你的身。那个场面比较没面子，我就真成了反面人物。

    我此刻当然不是正面人物。从天花板上的方形口子里面的监视器镜头里看，我大概有不少疑点。镜头中我脸色苍白，缺乏营养和睡眠，心神不宁且脑筋迟钝，如同大部分刚着陆到这块国度的中国人。在镜头里我的白色羽绒服，大红围脖，冒牌“Levis”牛仔裤使我大致混得过去。一个超龄留学生，像大多数亚洲女学生一样，留着最省钱的发式——披肩长发。不过，你别想轻易混过去，没那么简单。

    我看了看手表，十点半，那么就是十点二十分。我的表总比正确时间快，是增加紧迫还是虚设从容，我也搞不清。我在那张坐过杀人纵火、抢劫、强奸、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是一张丑陋的椅子，一坐上去便让你陷入被动和劣势。它的扶手上包着假皮革,上面有一道道划痕，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干的。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手，坚硬肮脏的指甲在椅子上刻划，同时使谎言、狡辩，不得自圆其说，这上面或许将添上我的指甲的划痕。我的手也什么都干得出来：一小时前，在书店里把一本课堂急用的书塞进了羽绒服的大口袋。我买这件不合身的羽绒服，就图它有两个巨大的口袋，使我的书本开销大大减少。我的落网很可能和我在书店的不良表现有关。

    除此之外，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破绽。

    门开了，进来个男人，一个标致的小伙子，头发火红，梳成保守、可靠的偏分，脸色新鲜，身上带着一股得当的科隆香气。他向我伸出手：“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他的京腔一点儿调也不跑。我把手给他握，我的微笑不太好看，有点魂飞魄散。审讯者的漂亮是个冷不防，他比我认识的所有美国男人都漂亮，声音纯净，笑起来白牙如光亮那样一闪。而且他很年轻，最多三十岁。不过，你别忘了你在哪里。我看不透：是因为他牙齿特别整齐，才使他的笑容格外健康呢，还是由于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显得异常整齐？但是，我又提醒自己：你别忘了他是你的审讯者。

    我接过他递上来的名片。名字是“理查·福茨”，职务是“特别侦探”。更准确的称号应该是“特务”或“便衣”。

    便衣福茨替我脱下羽绒服，接过我的红围脖。这套动作他做出一些体贴来，像个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别这样想，他这是在缴我的械。我目送他抱着我的衣服出了门，两分钟后他回来了，告诉我：“替你挂到衣架上了，我办公室里。”

    我说：“谢谢你。”你就是不剥走我的衣服，我也逃不了。

    他解开深蓝西装的纽扣，松了松黄底黑点的领带。对我说：“这里热得不像话。你热不热？很无聊——冬天比夏天热，夏天这里要穿件毛背心。有什么必要？夏天这屋里非常冷，豪华的冷，奢侈的冷！”

    “是吗。”你夏天在审谁？

    “你该看到芝加哥的夏天。为了它一个夏天，我们情愿忍受它三个冬天。芝加哥的夏天只有四个月，其余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