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扰你，不过我得告诉你，你给我的支票是坏的。”我并不明白她说的“坏支票”指的是什么，马上说：“那真糟——我这就去再写一张好的给你。”她脸上的笑容十分美好，是那种不忍心揭示残酷真相的样子。她是我惟一碰到的在金钱上态度娇羞的美国人。

    她说：“可是，如果你继续开坏支票，银行会罚你更多钱的。”

    我使劲想，她到底窘什么？

    “是这么回事，”她说，脸色极红艳，连比划手势的十根手指都涨红了，“你已经没钱了，你的银行账户已经空了……你懂我在说什么吗？”她实在不忍心继续揭我的短。

    我不敢再去看她的脸和手指头。它们再红下去她可吃不消了。我也快吃不消了。我说：“我明白你在说什么。太谢谢你了。”

    “哪里。”她说着把空头支票递到我手上。然后眼皮一垂，迅速走开。当初他们在挑选房客时花费了两个星期，接见了总共五十来个候选房客。从五十来个男女老少中选定我，是他们认为我看上去体面，负责任，干不出拖欠房租或开空头支票之类的事。年轻的牧师夫妇在我搬进来那天大松一口气，几乎动了感情地告诉我，他们头一眼就相中了我，对我所具备的优秀房客的素质极有信心。他们甚至搞了一套近乎仪式的午茶会：在正式餐厅摆了一盘饼干，一盘奶酪，一壶红茶和牛奶。我吃着年轻的牧师太太自制的饼干，心想我一定不糟蹋他们的友善和信赖，一定不祸害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定帮助他们保持一个体面、负责的房客形象，尽管这个良好形象存在着大量不实之处：它大部分基于他们的美好主观愿望。我在那个九月的午后坐在烘烤饼干的巧克力和香草又甜又暖的空气中，看出这对牧师夫妇动了真格的了：餐桌上的餐具是节日用的银器，餐纸是深蓝色的，上面印有金色的星星、月亮。他们一再表示能找到我这样的房客是他们的幸运。我一再说，哪里、哪里。他们说，真的真的，在芝加哥这类住宅区，找个人品端庄的房客很不易：光是不抽烟、不喝酒、不听惊天动地的摇滚、不在电话上一待两小时或对着电话一口一个“我操”就已经不易了。他们曾经有位房客倒是不抽烟不喝酒，安安静静，但后来发现他不声不响原来是在卧室里养蛇和蜥蜴。

    “所以希望你能长期住在我们这里。”牧师太太说。她细巧地为我斟茶，细巧地用小银勺搅动她自己的茶杯。她说：你一看就不是那种有乖戾习惯，或者赖账、不讲卫生的人。

    而我在第一个月就辜负了他们。

    这时我仔细做着加减法运算：电话七十六元，房租二百元，水费二十元，电费三十一元，煤气二十八元……得出来的数仍是大于银行结算的三位数。我可以向餐馆预支两星期的工资，如果老板不同意，我可以在校园广告栏卖我上学期用过的书。可以卖出两百元来。不过这个交易过程很可能会长达三个星期。用不了三个星期，我就会把我在牧师夫妇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彻底弄砸。我估计下个礼拜我再出出进进绝口不提欠他们账的事，他们就会对我失望过度。我还能从自己这点儿家当里刮出什么油水？去卖掉母亲给我的项链吗？……急剧的心算中，我下意识打量着我的卧室。我真的喜欢这四面乳黄色的墙，它没有任何装饰，曾经挂过画或相框的钉子被拔去了，洞眼疤痕都经过细致地修补。屋内陈设简洁到了基本——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一把椅子。床边一把椅子在没有客人来访时便是床头柜，上面放一盏台灯。台灯至少经历了三代人，灯罩内衬的一层薄绫其实已是一层灰烬，似乎一点轻微的触动就会使它碎裂成粉末。正是它给了这座房子某种来历：一个正统的、有不少美德的、没出过败家子的家族的来历。它消除了我江湖过客的感觉，使我对自己这段很可能是暂时的生活，产生了类似归宿的幻觉。每当我从学校、从餐馆回来，这一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