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法学院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他像是刚结束繁重的学习，尚未来得及长起美国式的膘，浑身是年轻的敏捷。他以他那敏捷脱下风衣，搭在椅背上。他的座位不在我负责的四张桌之内。他微笑地从领位小姐手里接过菜单，从他嘴蠕动的形状里，我读出他说的是“谢谢你，这是个迷人的餐馆。”领位小姐欠身，他对她说了一句颇长的话，一只手不太经意地挡在嘴旁。领位小姐突然转脸来看我。她脸上的神情带有淡淡的醋意：你要打听她吗？

    我将盘子一一卸下，然后是饮料，与此同时，我接受那位黑人女子的请求，我说：“没问题，我马上给你送过来。除了两小袋辣酱，你还要别的什么？”……便衣福茨看着我的侧影，继续打问着我非凡的曾经。十八岁的军队记者，二十五岁的女少校，这绝对不平凡吧？他这样问道：“即便在中国，这样一个女人的经历也属于超常，对吗？”女领位抱歉地笑笑。我一眼瞥见她的歉意笑容；她帮不了他的忙，因为这餐馆的工友之间从来没人谈自己的曾经。如果到了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还不去改变或推翻自己的曾经，这远走高飞还有什么飞头。

    理查·福茨不知道，我们这些人都不大喜欢自己的曾经，我们的背井离乡证明了这一点。这份“不喜欢”微妙丰富，同理查·福茨是讲不清的。女领位穿着粉红长旗袍，亮晃晃的假缎子造成她肉感的假象。她指点着菜单上的一只只招牌菜，连笑容都廉价起来。她比我大几岁，还在大学做本科生，还要靠亮大腿挣口粮，她怎么可能喜欢我的曾经。

    我背转身，麻利地将一个客人留在桌上的一元钱小费抓过来，塞入围裙中央的兜里。我感到理查·福茨的目光瞄准着我，我肩上、背上，后脑勺都负载着一种奇特的压力。我的肩膀单薄，上面曾挎过武器。

    晚上下课时间是十点半。所有的同学都说要去学校隔壁的酒吧喝啤酒。我像每次一样，先是借故有事，再是托辞不舒服，但末了都一样：跟着他们走进了带男性头油气味的这家酒吧。我要是硬不来，面子上会挂不住，这等于告诉全体同学我多么穷。如此之穷，他们也帮不上忙，你要他们怎么办。穷到这地步，就不合群了。这点我相当明白。因此我来是来了，却不喝啤酒，只要了一块钱的玉米花和一杯白水。这个班曾在学期刚开始时有过一个男同学，叫汉斯，一头浅色头发近乎雪白。他羞怯文静，从来不换衬衫。一次他向一个女同学借了六块钱吃晚餐，从此再没回到教室来上课。大家认为他穷得过火也自尊得过火。直到今天，一提汉斯，同学们还会哈哈地笑，为了赤贫和清高，汉斯把自己给放逐了。而我明白，汉斯若不放逐自己，这个集体也早将他逐了出去。那么穷谁受得了？那么穷不是对所有人都是个颇大的嘲讽吗？

    因而我对我的贫穷守口如瓶。

    进入地铁站已近午夜。尽管啤酒会上谈的话题都很高雅，我对自己仍十分恼恨。我难道高雅得起？是什么让我跟着他们在酒吧里高谈阔论？是虚荣。可我虚荣得起吗？

    地铁车厢里只有三个人。我迅速在两个旅伴中做了选择，走到那个梳马尾辫、穿一身黑的亚洲男子身边坐下来。第三个人在我上车时朝我堆出一个很大的笑容，这不是什么好事。在深夜十一点四十五分，我选择一身黑衣的亚洲男子做我的旅伴，并不是认为他完全没有危险。只能是两害取其轻。

    亚洲男子眼神遥远，看着漆黑的窗外。他眨眼眨得极慢，细长的手指在椅子上的敲击却颇激烈。我从书包里翻出巨大的笔记本和书，发现他敲击的手指停止了，却不是休息的停止，似乎是被我这边的忙碌打断了，那些手指不耐烦地僵滞住，等着我忙完，它们好继续刚才的敲击。

    顺着那些细长的手指，我眼睛看上去，看见一层淡得难以捕捉的笑意，就在他苍白的皮肤下。当那笑意慢慢泛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