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她一概不丢，哪怕是杨益穿过的一件汗衫，他离开的时候没有带走，余静书想，这汗衫还很新，可以当睡衣穿。穿着杨益的汗衫在家里活动，衣衫上似乎还留有他的体味，人却走了，不再回来。这感觉多少是有点辛酸的，但余静书偏偏要逼着自己接受这种感觉，好似越能承受男人在家里无处不在的影子，越能表示她对男人的忽视与不在意。好在这个男人还算没有完全丢掉良心，他把房子留给了余静书，毕竟她要带着儿子生活。至于他，只身离家，寻求他的爱情去了。

    余静书心里就是这么默默地想的，只是在人前，她总是平静地分析：杨益很幼稚，至少他诚实，当他有外遇的时候，他做不到像别的男人那样“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他无法承受两个女人占有他的生活，这说明他还纯洁，所以，我决定，成全他。

    余静书的分析显得十分理性，也似乎是在表示，她是理解杨益的。当陈彬听说余静书已经离婚并询问关心她的现状时，余静书就是这么向陈彬陈述她的离婚过程的。说这些话的时候，陈彬正坐在她面前玩弄着一支咖啡匙。陈彬是她的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到荷兰留学，学成回国后在一家外资企业当高层管理，属于高级白领，为鬼子干活，每月领着鬼子发给他的不菲的薪水，小日子过得既滋润又紧张。他有一个女儿，刚出生不久，那时候，他正当着一名幸福的新爸爸。新爸爸陈彬到余静书所在的小城，是因为一家企业邀请他开发一种节能产品。这次偶然的会面，让陈彬这个新当上爸爸的男人走上了偏离原来生活的轨道。那时候，余静书刚离婚半年。

    他们坐在蓝山咖啡馆，幽暗的空间，清悦微弱的小提琴旋律隐约可闻，桌上的瓷花瓶里插着一支新鲜的郁金香。这环境，让余静书忽然产生一些浪漫的怀想，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用甚少的生活费去咖啡馆奢侈地泡上一夜，心里有些内疚，却充满了幸福感，然后吃一个月幸福的咸菜。

    她想起二十四岁的那个冬天，杨益第一次请她到红房子西餐厅吃饭。那一年，他们刚开始工作，他们从来没有到高档饭店消费过，更不要说西餐。热恋中的年轻男女决定要到红房子去吃西餐，仿佛是一个成人仪式，自己有了到饭馆吃饭的决定权，并且也有消费的能力，他们便是成年人了。结果，这一成人仪式花掉了他们半个月的工资，吃了一些很硬的面包，酸酸甜甜的菜，口味奇怪的奶酪和一尝就犯腻的奶油白脱。最后的结论是，西餐不好吃，还不如以前大学校门口的排档，酱爆螺丝、排骨年糕，奢侈一些的，买一只烧鸡，那是过节的时候吃的，或者父母给生活费的第一天，往后的一个月日子将会过得越来越惨淡。然而，红房子西餐厅的这一餐尽管价格昂贵，但高雅的环境和人们压低了嗓子说话的情形，还有吃饭时用的刀叉餐具闪烁着冰冷而清丽的银色光芒，这些都让余静书有恍若隔世的感觉。那时刻，她相信，她已经是一个成年女人了，她有权利谈恋爱、结婚、乃至做一切成年女人可以做的事情。成人仪式终于起了作用，就在这个星期的礼拜天，余静书让杨益提着水果补品去家里见了自己的父母，做了多时地下工作的新姑爷终于见了丈母娘。

    上海女孩子的父母大多没有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余静书的婚事办得甚至比她弟弟还要讲究。结婚前，女孩子的父母多半会挑剔一番，再感慨一番、幸福一番，然后开出种种条件，比如房子、车子，比如电器、存折。然后，便委委屈屈地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书上经常说的“那个幸运的臭小子”。

    不知道杨益是否感觉到了自己的幸运，总之，日子过得也算平静，没有什么吵闹，发生矛盾的机会不多。余静书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杨益常常想，别的男人要忍受女人的唠叨，他不用。有一次坐出租车上班，杨益听到车里的电台正播放男性专题节目，主持人插播一个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