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义

    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参加了两年文化大革命，后到太行山的一个仅九户人家的小山村插队五年，又到吕梁山的矿区当了四年乡煤矿工人。“四人帮”垮台后，党又给了我上大学的机会。

    有的同志问我写的时候可曾激动，流泪。我回想了一下，没有。大概是因为这一主题在我心中埋藏得太长久了！泪水早不轻洒，激情也化为冷静的仇恨。有的读者看了来信写道：“绞死‘四人帮’！这群（该）杀千刀的刽子手！”——这正是我写作时强压在心底的愤怒的呼号！

    时代告诉了我写什么，但却没告诉我怎样写。“四人帮”搞乱了全部文艺理论。我没存什么创作经验，也不懂文艺理论，但我总觉得要写点真的，要继承源于的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在构思故事情节及人物性格时，直觉立即把我的思绪引向战斗。因为正是在这血与火的陶冶下，人们的热情、勇气和宗教狂热同时升华为最纯净的冰晶。在这里，两者之间的矛盾达到顶点，这种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就形成了强烈的悲剧性。

    当情节大致有了轮廓时，心中孕育己久的卢丹枫的形象也进一步清晰。她的性格、音容笑貌渐渐活跃起来。有人问卢丹枫的原型，回想起来，开始时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模特儿，但与她相同的姑娘的形象，在我眼前却有一批。我一闭眼，许多女同学在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圣洁的殉道者的形象立刻浮现出来，勾起我心底阵阵辛酸。热爱生活，忠于革命，为追求真理不惜抛头洒血，这本是我们这一代最可宝贵的品格，但被林彪、“四人帮”导向新宗教，竟酿成一个时代的悲剧。我决心要写好丹枫，让仇恨的火焰烧毁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殿堂，戳穿他们的骗术！直至动笔之后，在丹枫从一批人变为一个人的过程中，我才感到隐隐绰绰地总有一个熟人在我面前，我自觉不自觉地照这个人写。到最后，我终于看清了，她是我一位小学同学。文化革命中，我们是势不两立的两派，同时又是挚友。

    情节和人物在我心中涌动着，但我仍强忍着没有下笔，因为总感到还缺点什么——还没有寻找到一种合宜的气氛？或是缺一个象征物？或是一个“小道具”？美感？——那种焦躁不安的心理，我至今不知该如何表达。一天黄昏，我在校园里散步。离教室不远，一棵火红的枫树吸引了我。我拾起落叶，又摘下枫叶，细细地端详着。最后，我从枝梢上摘下两片并蒂枫叶。一瞬间，题目有了。女主人公姓名有了，个性的象征有了，贯穿全篇的气息和悲剧的标志有了，“小道具”、美感都有了！我激动地回到教室。几个清晨，一稿出来了。

    那个惊心动魄的时代的一个侧面在中再现了。人们的反映如何呢？我迫不及待地把它拿出来：在一个创作会上让它经受批评的风雨。

    有的同志认为我有诬蔑、丑化文化大革命之嫌。有的同志继而提出了典型化问题：是否反映了本质，主流？于是什么“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自然主义”等等都提出来了。作为一名当年的红卫兵，我曾耳闻目睹武斗的惨状。现在，在激烈的争议声中，我一边记录着不同的意见，一边苦苦地思索着。我总觉得：有些同志所说的“历史的真实”，就是以概念化的历史来套真实的历史，“艺术的真实”就是用理想化的生活来粉饰真实的生活，而“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鲁迅）竟被视为“自然主义”！照这种理论，轻轻一句政治术语“社会主义社会难道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就可以抹掉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人民用血泪写下的无情事实。无产阶级文艺的典型化原则，本来是指导我们更真实、更深刻地反映生活的理论武器，现在却变成了抹灰工手中的抹子，甚而变成了我们某些同志的紧箍咒、杀手锏。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反正是要写真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