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冷酷而又艰难的冬天了。

    大卫儿上庭后我便递了提早退休的申请。拿着过百万港元的退休金，可以在德布连开一个香烟报纸店，或许设一个加油站来经营。在香港，任何事物都以高速演变。我递上退休申请才没一星期，没有警员再给我买烟或递烟灰缸了。他们甚至取消了每天送到我办公室的报纸。

    我后来去过精神病羁留中心探过陈路远。虽然数名医生都检定陈路远精神正常，他们还是将他放在精神病羁留中心，比较安全。我去看他，或许是跟他说再见的，虽然他不会明白。他头发剪得很短，精精瘦瘦，惩教人员说他从不讲话，独自在囚室里读大英百科全书，晚上拉提琴：“重重复复，很沉闷的音乐。是不是叫做巴赫的？”口袋里永远带着一幅全家合照，还有一只牧羊犬，等等。陈路远不会跟你说话的了，好心的惩教小伙子解释，好像有义务让我不要太失望。

    陈路远见着我，像儿子见到父亲，很高兴而又有点拘谨，安安分分地坐着。我亦无话可说，只是送他几张镭射唱片、一个耳筒镭射唱机，一只小喇叭，像向他取口供那天用的那一套。“试试听。”这次播的是韩德尔。他的音乐像一只冰凉的手，让我们慌张火热的心灵，得到安慰。二人并无言语，只在音乐里默默接近。

    我忽然明白耳聋的贝多芬。音乐是孤独者的言语。

    播了半套的《弥赛亚》，我必须离去了。离去前陈路远跟我握手，仍然温暖，而且诚恳。我跟他说：“小心照顾身体。谁知道呢，外头这样乱，说不定会闹出巴士底监狱事件呢，又或者，如果他们肯放你，那一定是九七之后很多年的事。到时世界不认得你，你自然也不认得这世界。这多好，像重生。”他听得我这样说，也不禁笑了。我又道：“这家伙，好好的。”

    不知怎的，去看过他便好像了断我在香港的牵挂。林桂后来借我20万。不为别的，只为了大卫儿的保释金。我在会所酒吧碰到他，还没有开口，他已经写好支票给我，道：“慢慢再还给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一生从未为金钱担忧，第一次受到窘逼，也第一次感到金钱的沉重与痛楚。当夜林桂喝得特别多，不停的讲粗话，t mot asshole，一直到凌晨2时酒吧关门，他才摇摇摆摆地要去开车。在会所门口，海风吹来，铜锣湾避风塘的游艇晃动，一天的霓虹光管，竟夜不灭。

    他忽然紧紧地抱着我，道：“伊云思，你老了，而且软弱。我心目中的你总是高大强壮。多么残酷。”我推开他，道：“你醉了。走吧。”他笑了，踏着碎步道：“我走了。我们不会再见面。我记得你，因为你从前教会我很多事。将来我老了，其实我也会像你一样。但我记得的你，永远年轻、勇敢、强壮，像我记得我自己。”

    他便啪啪的消失在停车场的某处，开门，闭门，亮了灯，轰的便远去了。

    他还喜欢开快车。我已把车子卖了，便踱步到对面怡东酒店截计程车。

    很久以后都会记得那一晚的心情。

    平复以后，恐怖都变成了滑稽，爱玉和我其后便玩血塘游戏：浅浅的放一缸暖水，开一支红酒，玩纸牌，轮的罚倒酒，让一缸水变成血，在其中做爱。爱玉肚子大，像血蜘蛛。又扮演总督察与谋杀犯。法官与建筑师。我穿着爱玉的睡袍，爱玉穿我的西装，预备给婴儿的娃娃充当谋杀犯。冬天来了，我们便忙得不亦乐乎。冬天死人特多，我忙着送院，爱玉忙送葬，回家来忙张罗婴儿的床被、玩具、教育基金。

    爱玉生产那天碰到了那个洋总督察，衣服有点旧，胡子长着，夹点白，正在“不准吸烟”的牌子下抽烟。我招他：“认得我吗？就是一家5口谋杀案那个。”

    四周转来了目光。我嘻嘻地笑了。他竟然说：“是呀，就是你。”我也不管，乘机点起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