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的苍老及疲倦，便微微地打了一个颤。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我老了。我原来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与恐惧，而且孤独。

    我想我要离开这个殖民地了。殖民地将不复存在。

    精神科初步诊断疑犯精神正常，有轻微忧郁倾向及患了点伤风。他在警局一直不肯说话，而距离48小时合法拘留只有10小时，疑犯家人都在加拿大，只有死者在港有个民兄。据此人说，谋杀案发生前两天，银行突然多20万现金转帐，案发后翌日收到陈路远寄给他的信，嘱他用了20万元安排死者及4个子女的葬礼：“我恐怕有很长时间不能再见你了。”信上写道。

    陈路远非常瘦削而且安定，静静地看着我。我开腔道：“案发后你在厨房喝蓝山咖啡。你喜欢蓝山咖啡？”他毫无所动地看着我，就像有谁，有什么，在他里面死了。我心头一动，像看到了我自己。我示意警员出去预备咖啡，我又掏出了在现场搜出的照片。一间乡村房子，大概在加拿大，陈路远一家和一只大牧羊犬站在园子里的照片，全都笑着，连牧羊犬也张着嘴，附和着。陈路远略略低头，看了看照片，又不知看到什么远处去了。警员送来了咖啡及携来了耳筒镭射唱机及喇叭。咖啡香弥了一室昏黄。镭射唱机播着案发时他听着的巴赫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我点了一支烟，就深深地陷入沉思与静默之中。

    “你喜欢巴赫的音乐？”陈路远没有回答。“我想你不愿意再说的了。多么好。

    你知道吗？我下了班不说话，有时在兰桂坊喝整个黄昏的酒，光听人家在吵。不说话是一种奢侈。“陈路远看着我了，不知在聆听，还是在想。

    “我太太，她叫做维利亚。我们刚在德布连结了婚我便带她来了香港。你去过爱尔兰吗？那是个美丽而忧愁的地方。草原上有马，春天时满地开了野菊。我们的儿子叫大卫儿，眼底带绿，像爱尔兰的草原。”

    “维利亚一直不喜欢香港，或许因为我有一个中国女子。一次我醉后竟然透露迷恋上背上纹了一只孔雀的中国女子。翌日回家我发觉维利亚伏在床上，痛得满脸通红，掀开毡子，才见得她背上纹了一只大孔雀，血迹还未干透。我跪在地上求她原谅。”

    “但没有用。你知道，我是个警察。我是英国人。我无法拒绝殖民地的诱惑。”

    “她回去过爱尔兰。我带着大卫儿到她姐姐处找她，我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抱着大卫儿在哭。”

    “又回到了香港。断断续续很多年。大卫儿开始独自上学，交小女孩朋友。维利亚走了，在米兰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要离婚。”

    “她后来跟了一个意大利人。她去意大利前跟我做最后一次爱。背上的孔雀已经毁掉，她原来优美的背部灼了难看的疤痕。我一边做爱一边流眼泪。她只说：意大利人对我很好，远比你对我好。我这样比较幸福。请原谅我。我不能再背这爱情十字架。”

    “她走后我开始很沉默。”

    “生命里面很多事情，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我想你明白。正如我想我明白你。”

    他便静了下来，好像我是主控官而他是冷血的多重谋杀犯——人的灵魂的幽暗，沉重婉转至不可说，而且无所谓道德。他爱维利亚不比我爱赵眉爱得更多或更少，但他毁了她美丽的背、她的爱意，和她的前半生，而我却杀了赵眉、明明、小二、小远和小四，及大白老鼠。

    演员下了舞台，疲倦而憔悴。

    我只是无法背这爱情十字架。

    但赵眉真的怕。中英谈判触礁，港元急剧下泻，市民到超级市场抢购粮食。赵眉从医院扑来找我，还穿着护士制服，只在我怀中哭道：“住不下去了。让我们结婚，离开香港。”她的白帽在我面前晃动如蝴蝶。别着白帽的竟是一支一支的发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