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百分之百是共产党员，在党的章程中明文规定不许自杀。也许这一戒律曾长久地压迫着他们，在危难之中挽救了部分人的生命。当他们日薄西山死亡将至时戒律似乎也无能为力了。这伙当年的地下党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他们带着新装的心脏起搏器和人造肛门，至少从肉体上看已成为异己的东西了。

    一切都是精心准备的，一天，爸爸走上了赴死的道路。我仿佛看见他穿着那个年月里永恒不变的中山装，风纪扣已经扣死，有如套好了绞索。在他的绿书包里放着工作证和一张因公出差的证明（为住店需要），证明上加盖了有关组织的大红公章。再就是一瓶装得满满的白色药片—一他杀死自己的武器。红、白、绿三种鲜艳的颜色构成了爸爸死亡的图案。

    我看见他登上了那辆开往六合的长途汽车。风尘仆仆，爸爸一路摇晃，来到那陌生县城的街头。他满面苦愁，站着问路，被指引到一家旅社的前厅里登记住宿。

    服务员提着一串哗哗作响的钥匙前去开门，爸爸跟随其后，穿过阴暗的走廊走向他此次旅途的终点。他反扣了房门，和衣躺下，也许在此之前还晃了晃桌子上的热水瓶，看看有无开水。然后他倒了水，耐心地等待开水冷却。他将和着药片钦下这杯水。在等待的间歇里爸爸点燃了他的最后一支烟。也许是整整一盒，或者两盒，直到烟蒂像袖珍的碑石般插满了烟缸。到此为止爸爸的行为和一个通常的住店者并无两样。

    爸爸的自杀是无踪迹可寻的，抽象地存在于我所感知的时间中。此事的神秘在我看来并不在于计划的周密，仅在于处理的果断和干净。此事定然存在过，但它在未来被消除了，就像一种气味被阵风吹得无影无踪，最后风也止息。有时候想象也不能到达那一点。想象不能到达的地方通过别人的转述也不能到达，情形也许更糟。

    在叔叔伯伯们的饭后茶余，我所能接受的其实只是爸爸自杀的事实，我不能接受的是那些细节（虽然对此我有着无比的癖好。既然大家已经打破沉默，爸爸的自杀之举多少就是可笑的了。他们不能复原那件事，他们能做的只是将它消灭干净。现在，由于年迈糊涂，他们放弃了自己擅长的而做起了完全不能胜任的事。我为爸爸的老朋友们感到悲哀。然而，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也经不住这样的诱惑，通过想象把爸爸赴死的那幕写下来。我不是没有这样做过。也许我做过还不止一遍。也许我三番五次地这样做过（比如本段落就写了七遍以上）。但我还是无法将叙述进行下去。

    ］多年以后我们全家下放苏北农村，在水网密布的洪泽湖地区，爸爸肩上搭着毛巾走向河堤。他是那样地健壮，每走一步小腿上的肌肉都在膨胀。他的小腿非常结实，和我鹭鸶般的细腿完全不同。即便成年以后我的强壮也没有达到爸爸那样的程度。

    他的身板就像一个农民。他赤着膊，穿着宽大的裤权去堤上游泳。我跟在后面，也搭了一条毛巾，为爸爸的健壮而感到惊讶。在泛黄的水渠和河沟里爸爸畅游不已，以木桥为起点涵洞为终点他一连游了三个来回。他的泳姿是矫健的，和当地农民的狗刨不可同日而语。时而仰天朝上，任其漂流。爸爸的仰泳绝对自在，发白的躯体在水波中起伏不定。有时，他干脆脱了裤子裸泳，反正四周无人，河堤上有一丛丛的条柳同时可作为屏障。爸爸让我站在路边放哨，看看有无农民前来。我看着他的衣服、香烟和火柴，双手抱着自己的膝盖很认真地履行职责。青青的枝条间爸爸像一只木筒随波逐浪，小腹处的体毛显得又密又黑。然后爸爸换我下水，他则坐在岸上吸烟。他让我松开扒着水泥桥墩的双手，告诉我水里并不可怕，何况还有他在一旁保护呢。我还是不敢，甚至于连狗刨也没有一试。爸爸不得不再次下到水中，托着我的肚子，一手按下我的脑袋。我呛惨了，像一个真正的溺水者那样拼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