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脸憋成了猪肝色。妈妈不间断地把痰盂倒出去，我们家里日夜响彻着爸爸的痛苦的咳嗽声。

    最迅捷的医疗方式就是挂水，在盐水瓶里注人青霉素，几十万单位下去爸爸立刻就好了。乌云尽散，晴空显现，第二天一早爸爸就可以靠在床头看书了。一家人围着他不禁感到奇怪：昨天还那样地性命攸关，可现在怎么就没事了？全家人对青霉素的迷信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我们不再笑话当地农民对青霉素的态度。在生产队时我们就知道，要是谁家的猪生病了，一针青霉素下去保管马上就好。猪几乎是农民唯一的副业收入，因此青霉素的匿乏在所难免。当然生病的不仅是猪，人生病了也认青霉素。但在农民的眼里，猪有时比人显得更重要，于是出现过大队赤脚医生用蒸馏水冒充青霉素的事情。

    一针蒸馏水下去病人也能马上好。至于猪那就不行了。猪是畜生，无法接受暗示，蒸馏水在猪身上起不到青霉素的心理作用。爸爸强烈地依赖起青霉素来，除了当时的医疗条件恐怕和环境也不无关系。好在我们家已来县城，当年走动的下放干部中有不少进了县医院工作，弄几支青霉素还是问题不大的。那些自省会大医院下放的医生由于受到环境的熏陶也十分信赖青霉素，至少对于皮试不过敏的人来说，它不失为一种克敌制胜的有效方法。医疗上的青霉素真可谓风气使然。

    由于有了青霉素爸爸便能及时康复，返回湖上。可他的归来越来越频繁了，间隔的时间也比以前要短。湖上的生活毫无医疗条件可言，爸爸每次归来都是为了治病。我们位于县城的家现在成了爸爸的后方病房。每次，他都像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那样虚弱，奄奄一息。开始的时候还能一个人东倒西歪地走回来，后来就必须有专人护送了。他们架着他，后来是拖着他来到门前。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后来增加到两个人。再后来他们不得不动用工具——一架板车或一块门板，爸爸躺在上面，再也不能直立行走了。即便是最严重的时候送爸爸回家的渔民也没有超过三人。

    爸爸的体重已降至百斤以内，抬担架用两个劳力已经足够。除了青霉素，爸爸归来的方式也让我联想到那些患病的生猪。在少年时代的某一时刻我常常看见那可怜的幻像：爸爸被人粗暴地弄进家门，肮脏不堪，昏迷不醒。他就像那些畜生一样生来命贱，只须一针青霉素下去马上就恢复了生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里所需的医疗设备更加齐全了，即便没有医生在场妈妈也能独立操作。只是青霉素的用量惊人地加大了，以前二十万单位具有的疗效现在要八十万甚至一百二十万单位才能达到。爸爸的体内产生了难以制服的抗药性。后来改用链霉素威者青链霉素双管齐下，勉强才能解决问题。这一切是在相当时间里发生的递进，因而不易使人察觉。再说，除了青链霉素他们还有其它什么行之有效的手段吗？没有了。最后，他们把两百万乃至四百万单位的青霉素注人了盐水瓶。

    三年以后爸爸生肝癌去世了。事后妈妈恍然大悟，以她后来获得的医疗保健知识得出结论：当年为扑灭爸爸的哮喘而大量使用青霉素正是祸根之所在。她没有提及在那之前爸爸服下的一瓶安眠药。所有的这些妖魔蛰伏在爸爸的体内，特别是他的肝脏部分，毒害了那里的组织，病变就不可避免了。

    读大学第一年的暑假我回到南京（当时我们家已从洪泽县城抽调上来）。可怕的城市炎热难熬，感冒流行，我一回来就病倒了。鼓楼医院里挤满了前来挂水的病人，急诊室和走廊里人满为患。我终于在后院临时搭起的一个简易棚内占据了一个位置，那里也放满了躺椅，挂水治疗的人同样座无虚席。躺椅旁金属支架林立，上结盐水瓶的累累硕果。每一张躺椅前都有病人的家属坐在小凳上照应，到处是热水瓶、饭盒、酒精炉……。这一切对于不轻易生病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