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此处不必深究）。两份手稿在爸爸的墓前烧起来，边角卷起，方格内的字迹逐渐被黑蝴蝶般的灰烬蚕食掉。所有交付死者的东西都要通过焚毁的途径来传递，都要经过烈火的检验。

    郝年从未见过爸爸，但读过他的书。他对爸爸的尊敬是晚辈之于前辈的那种。

    当然这与我有关。如果郝年不认识我，我们不是朋友，他恐怕永远也不会读到爸爸的书。爸爸的书是过时的那种，并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里致力于文学的青年必读的一类。仅从艺术上的继承和反叛而言，他们只会针对卡夫卡、海明威、鲁迅等等，也许还有活着的马原、昆德拉。爸爸和他同时代的作家都在年轻一代的忽略之列，由于他们革命者的身份，在文学上的成就几乎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不是爸爸的儿子我也会持同样残忍的看法，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即便现在我也只是读爸爸的书，而对他的那些同龄人没有任何兴趣。我并没有觉得因此有什么不妥或不公正的，因而我对爸爸的某种遗憾的心情在逻辑上就没有立足之处了。我试图把爸爸的短命因素考虑进去，言下之意：如果他活得足够长就能超越他的那些同行。我知道这样的假设永远是虚妄的，不能令人信服的。我多么强烈地感受到爸爸并不是我或其他人文学上的父亲，当然也包括郝年。别看他此刻如此虔诚，在爸爸的墓前焚烧手稿，但他并不觉得爸爸的书对他的写作有任何稗益。爸爸是他抽象的前辈，这样的举动（焚烧手稿）只能感动我们自己。也许郝年认识到作为一个作家的命运如此坎坷，充满艰辛，弄不好还会半途夭亡。郝年在自勉，在他泪水盈盈的目光中我感到了那种继承前人未竟事业的决心。郝年在爸爸墓前的感受是丰富而实际的，非常符合他在文学上的远大志向，他的信心和欲望。而我却不能完全像郝年那样想。爸爸的死首先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在文学上努力只能说明此事的虚无本质。作为一个后来的写作者我只想继承他的命运，他的隔绝和生硬，他的卑微，也许这些才是馈赠给我们的财富。当然，我们都只是在情绪冲动时才会这样或那样想，当两份手稿化为灰烬郝年和我又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了。

    仪式终于完毕，我和郝年像两个收工的农民一样蹲在爸爸的墓前吸了一支烟。

    郝年问我：“老爷子抽烟吗？”我说：“抽啊。”于是郝年点了一支烟，搁在爸爸墓冢的水泥顶上。山风吹来，那微弱的红色一顿一顿地向后移去，留下一截越来越长的烟灰，真像有人在吸食一样。

    “老爷子的烟瘾还挺大！”郝年说。

    直到爸爸抽完了那支烟，我们才起身下山去了。

    转眼到了夏至。这天我和为民去鼓楼附近的猎人酒吧喝啤酒。

    为民是我的小学同学，二十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了，两家自小也有来往。为民叫爸爸“韩叔叔”，这点和我的其他朋友不一样，比如郝年，他们只知道爸爸是作家方之。当然后来（特别是我开始写作以后），我结交的朋友大都是郝年这样的了。

    我后来的朋友大都有点自命不凡，他们以天才自诩，总觉得自己能干出一番大事。

    他们不甘于普通人的平庸生活，任何正常状态都是他们无法忍受的。倾向于文学多少是出于这样的认知和天性。尽管后来的结果各不相同，但开始时的情绪基本上是一致的。多年来我的周围充斥着以文学为信仰的男男女女，我本人更是他们中典型的文学青年。我的生活与为民相隔绝（虽然其间也偶有来往），待我们真正有机会坐下来交谈时发现彼此都已面目全非了。

    据我所知为民一直在过最常规的生活，上班下班，结婚生小孩。曾几何时老实人为民成了一位气功高手了。我知道为民有神通，所以今天特意请他出来给我的一个开酒吧的朋友看财气。为民说开酒吧的朋友生意好不了，因为房顶上有一团黑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