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
,秦三爹把雄鸡一把抓下来,宰了,倒提着,把血淋到坑底。两根粗大的绳索吊起棺材,缓缓地放了下去。我跪在坑边,头伏了下去。
我闻到了泥土的气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气息,有着涩涩的腥味。我看着父亲无可挽回地离我远去。
父亲下葬后第二天,秦四毛来找我说:“这里有封信是你的。那天我碰了乡邮员,他要我把信带给你。我给池爹了,他看了以后就倒下了。我这几天只记得忙,信塞在口袋里都忘记了。”我接过信一看,是我的入学通知书,北京中医学院,我考上了!可是,父亲却因此离开了我。
当时父亲接了信,盯着信封看了好一会,口里说:“可能是的,可能是的,等大为崽回来再拆。”可还是忍不住拆了,看了后仰面哈哈大笑起来,一只手举了上去,吼了一句:“苍天有眼,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说着一头栽在地上,就再没有起来。
我完全明白为什么那份通知书会给父亲那样巨大的震撼。
我出生那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其实他并不热心于政治,在鸣放中也没说什么。
他的同事朱道夫在整风会上给县中医院的吴书记提了三条意见,吴书记当时很虚心地接受了。可一个星期以后风云突变,那三条意见成为了向党进攻的罪状。
朱道夫大感意外,声泪俱下地表白自己对组织的赤胆忠心,何况,公布的罪状与当时的发言相去实在太远。他哀求那天参加会议的人出来作证,可大家都沉默了。
这天晚上朱道夫来找父亲,一进门就跪下了,请他出来说句公道话。父亲没有迟疑就答应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维护自己做人的起码原则,他并没有足够想象力去设想站出来陈述一个事实意味着什么。朱道夫当时拉着父亲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啊!”可父亲的证词毫无意义。吴书记笑着问他:“是这样的吗?
你再想想?”
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说:“我以人格担保。”
书记又笑了说:“你的人格就那么值钱?”又一只手在父亲眼前一点一点说:
“再好好想想,仔细想一想。”
父亲被激怒了说:“才多久的事我会记错?一个人他做人总要实事求是。”
吴书记反问他:“那你的意思是组织上没实事求是?”
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父亲怎么也想不到,那几分钟的对话,要以几代人的牺牲作为代价。在六一年,爷爷又气又病还吃不上饭,饿死了。我从小就生长在歧视的眼光之中,六一年我四岁,整天饿着向大人要吃的。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一年大人都得了水肿,而我常常是坐在门坎上碗不离嘴就把一碗饭吃下去了。
“文革”来了,父亲挨了斗,戴着尖尖的纸帽,敲着一面铜锣游街。那时我在读三年级,我迷惑了。难道父亲不是好人吗?好人怎么会被游斗呢?不是好人他怎么常常告诉我要做个好人?那时我心中装满了“黑帮”和“潜伏特务”一类的词,真不敢把这些词与父亲联系起来。同学们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我就恨不得找一道地缝钻进去。后来人们就忘了他,抓活老虎走资派去了。
那时朱道夫常到我家来和父亲说话,两人同病相怜。六七年底,《人民日报》登出了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时朱道夫突然站出来揭发了父亲,说父亲讲了怎样的反动言论,而自己讲的那些话,不过是为了引蛇出洞,让池永昶充分暴露活思想。这样父亲就下放到深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来了。
而母亲,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带着五岁的妹妹离开了。朱道夫因为揭发有功,就留在县城了。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几个字的沉重份量。
我读了初中,尽管成绩优秀,仍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