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柳专注于自己的日子，对其它事情没有兴趣，她不下棋不打牌，不串门不聚会，在家里就是呆得住。结婚以后，我就成了她关注的焦点。她早出晚归，每天早早起来，把早餐做好。每天买什么菜，买多少，她都写在台历前一天那一页上，我中午下了班，撕下那一页，放在菜蓝里，到菜场去买菜，买好了她晚上回来做。我说：“简单点算了，图个省心。”

    她不同意说：“那你活着干什么呢？”我随她去，反正不用我操心。董柳说：“你吃了这么几年食堂，太委屈了，现在的任务就是把前几年的委屈补回来。”

    我说：“吃食堂也没有那么可怕，下地狱呀！”她不高兴说：“我闻着食堂里的菜气就反胃，你说好你一个人吃去，晚上我做一个人的饭。”晚上她把饭菜做得特别精细，可以在楼道里忙上一两个小时，然后端上来说：“尝一尝吧，小炒肉丝，食堂里吃过没有？”我说好吃，她说：“你说真的还是假的？”不等我回答又说：“说假的也没关系，把假的说上几十年，就等于是真的。”她最大的希望就是想有一间自己的厨房，经常说：“那多好啊，那多好啊。”好像那想象中的厨房就是共产主义似的。有一次她从水房里洗碗出来，又提着一桶水，在楼道里跟邻居碰了一下，碗打了水泼了一身。邻居说了她几句，她也没回嘴。回到房里她低着头抹眼泪。我说：“她不讲道理你别理她。”她还是抹泪，弄了半天才知道她主要是心疼那几只碗。我说：“算什么呢，会有的，厨房会有的，厕所也会有的，一切会好起来的。”她温顺地点点头说：“是真的吗？”我感到惭愧，口里说：“怎么不真？”又安慰她说：“别人小孩都几岁了，还住在这里。”又疑心说这些话主要是为了安慰自己。

    董柳特别爱卫生，好几次说：“谁设计的，把厕所跟接水洗碗放在一起，把我的碗也熏臭了。”经常提了桶子去冲厕所。她愿意当家，就让她当家，我的工资一百七十八块，加上她一百二十三，当这点钱的家她也有极大的兴趣。每个月发了工资，我拿十元零用，其余都交给她。她用一个活期存折把钱存了，十块钱去取一次，二十块钱也去取一次。我说：“也不怕把自己和银行里的人烦死了。”

    她说：“我闲着也闲了，有利息呀。”婚后第一次过年，她说：“我以你的名义给家里寄点钱好吗？”她爸爸是乡间邮递员，妈妈没有工作。我说：“你寄，别问我。”她问我寄多少，我说：“那由你决定。”第二天她从邮局拿了汇款单回来要我填，我说：“还绕这么大的弯，你寄了就完了。”她说：“你填他们就相信是你寄的。”填好了地址我说：“写多少钱？”她说：“三十块钱好吗？”

    我说：“三十块钱能干什么，写六十吧。”她抓住我握笔的手，把存折从一双袜子里掏出来看了看，又想了一想说：“那就写四十。”我写了五十。她说：

    “那我们过年就节约一点，别像别人过那么肥的年。”

    董柳的工作就是给人打针，我去看过几次，她一直坐在那里，整天就那么几个动作。她的动作特别准确到位，我没有看到过要重来一次的。有个老太太是长期病号，血管脆了，打针免不了要重来，但董柳接手以后就从来没重来过。老太太管她叫“董一针”，这个称呼在医院传开了，可别的护士还是叫她“董柳”，倒是不少医生叫她“董一针”。我问她整天那么重复烦不烦，她说：“不烦。”

    我说：“毛主席一天到晚批文件，你一天到晚打针，两个人都是一天到晚做一件事。”跟董柳在一起吧，她从来不去想那些抽象的问题，这使我有点遗憾，没读过大学，毕竟还是不一样。我关注意义甚于关注生活，她关注生活甚于关注意义，不一样。有几次我对她说人应该追求意义的道理，她反问我：“追求意义又有什么意义？”她把我给问住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