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找到一张香港地图？我记起丁小槐前年去过香港，就问了他，果然有一张，就通知刘跃进过来拿。晚上刘跃进到我家来了。董柳说：“刘教授你准备到香港去？”刘跃进说：“到香港去轮得到我？”我把地图拿给他，他看了几眼，收在裤口袋里。董柳问：“你跟凌若云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我正担心董柳问得太冒失，会不会刺伤了他，刘跃进说：“拜拜了。”很轻松地做了一个手势。董柳惊呼道：“真的？”刘跃进说：“那种女人，理她干什么？”

    几个月没见面，刘跃进他变了。其实我早知道分手是早晚的事，本来还担心他会不可自拔呢，见他竟放得下，我也就放了心。我说：“想不到你还是放下来了，我和胡一兵本来还替你担心呢。”我忽然有了强烈的冲动要把那天晚上的事告诉他，话冲到舌尖上还是含住了。他刚才还在说不理人家呢，得让他在我们面前保持这个虚无的神话。哪怕是朋友，有些话也不能撕开来说。刘跃进说：“放下来了，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能这么快。再说不放下又怎么样？”他笑几声，“不放下又怎么样？天下的事，也不是由谁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不但把凌若云放下了，连世界我都放下了！放下一个世界比放下一个女人总更困难更痛苦吧，可是我放下来了，不放下又怎么样？”我说：“大家不约而同都走到这条路上去了。说好听点吧，是梦醒了觉梧了，看清楚了不骗自己了，说难听点吧，是堕落了放弃了，只剩下自己了。”刘跃进说：“心里其实还是苦呢，但想想苦也是白苦，苦它干吗？我从小觉得一个读书人的天然使命就是承担天下，就是入世的那一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你叫他不承担，不忧，他做人都没有感觉，空空洞洞的，那种轻松实际上很沉重，很可怕。可忧了这么多年回过头一看，自己是白忧了。自己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做了什么，等于没说，没写，没做。世界它该怎么样还怎么样，绝不会因为谁而走另一条路。时间之中有一种力量比人的意志更加强大，那是天数，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可它制约着一切。天数非人力可为，我想通了。

    胡一兵说得对，在一个权钱社会，你说那一套，谁听你的？这就是天数啊！我经常嘲笑电视播音员对着天说话，”他两只手的食指往上一戳一戳的，“领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最近醒悟了我自己也是对着天讲话，天下国家连学生也不当真了。他们比我还潇洒，他们是在市场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好多话我在课堂上都讲不下去了。跟现实无关的话，空空洞洞大而无当的话，讲着心里都不踏实，像飘在云端。市场它是一种经济结构，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消解了终极，以及知识分子；它还是一种人生观，活着你得去挣钱！有市场就没有终极，市场把一切都平面化，现世化了，我们的生命失去了想象的空间，谁都明白要面对自己，要抓住今天。大概念变了一切都变，浅薄就是深刻。你人格高尚视金钱如粪土？”

    “我忽然发现自己的武功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废掉了，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了多余的人，不知不觉！被历史限定的人不可能超越历史，人不能抗拒宿命，因此别无选择。最伟大的逻辑程序也不能解决人的问题，我以前想错了。没有人能够给世界一种出人意料的理解，然后改变了一切。那是不可能的，读书人不可能在现实之外依托逻辑来建立一套价值，建立起来也只停留在书本上，无法跟现实产生有效联系，我不能装作对自己无能为力的处境浑然不知。在一个按实力分配利益的社会高唱理想是可笑的，由既得利益者来主唱更是滑稽的，他们的理想在高唱中已经实现。他们过得那么好，我过得这么差，我还要听他们来讲奉献和牺牲？”

    “大学还是精神文明的堡垒呢，站在讲台上我真的不知怎么开口了，所有抽象的话题已经失去了话题性，我再闭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