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差点又算什么？人不能把好事都想绝啊！第二天我跟冯其乐说了，要他把那两条划了。他试探说：“那，那……”我说：“我不敢太过，太过会转到反面去的。”他说：

    “那我再仔细算一下，至少保证厅里几个人不顶天立地吧。”

    名单出来了，《群众卫生报》的老戴排在了第一。他原是省人民医院的主任医生，到厅里来当主编有好几年了。我排在第五，我觉得这种安排很好，老戴不是什么官，排了第一，别人要说什么也说不出口了。当天晚上老戴的妻子到我家来，一进门就说：“池厅长还住这样的房子，全省的厅长没有几个！”这话说得不伦不类，我不是马上就要搬了吗？人家都是在显微镜下看我的好，发现那么一点点就大惊小怪地嚷。她又说：“老戴在家里说新班子好，池厅长好，不然他哪能排得上，还别说排在前面了。”我说：“老戴是主任医师，本就相当厅级，工龄又长。他不排前面谁排前面？厅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材，也不是挂在口里说的。”

    她说：“感谢领导，感谢领导！有了这个面子，我家老戴没分到都没有意见，本来他就没作打算的。”她又跟董柳在一边嘀嘀咕咕好一会，去了。

    选房那天我没到场，是董柳去的。回来她告诉我，还是选到了三楼东头的那一套。我简直不相信，问老戴选的是哪一套？她说是二楼西头。我忽然醒悟了，还有另一只手在安排。我说：“那天你跟老戴夫人都说了什么？她让了你，还让了厅里几个人，连厅里几个人都让了你，有什么意思！”董柳说：“人家不选我有什么办法？人家主动提出来，我也没说我一定要哪一套。她问我哪一套最好，我总可以说吧。”我说：“这是一场戏，你就是导演。”她几乎要哭了说：“我没导，我也没演，我说自己最喜欢哪一套那也是实事求是，我不会撒谎，我还没学会，要我说违心的话我也说不出！党不是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吗？”

    在深秋时分我搬进了新居，房子的装修和布置都是董柳去弄的，我基本没管。

    房子里全部铺的吉象牌地板，家具也全部换过了，电视机换成了日本松下牌的家庭影院。据董柳说，总共花了近二十万块钱，光地板的材料就去了三万多，如果是别人，还要多花几万块钱。有谁在其中帮了忙，我也懒得问了，但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些人就会冒出来，求你办件什么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则，只是我不必用自己的东西作为回报罢了。搬家那天是星期六，来了好几个人帮董柳安排。到下午人都去了，房子里变得非常安静。窗外的阳光明晃晃照着，似乎是一个初春的日子。房前的树枝光秃秃伸向天空，一丝暖风吹了进来。我忽然觉得这一切都不真实，安静不真实，房子不真实，连我自己也不真实。一时间我觉得自己飘在虚幻之中，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一切都与十四年前我来到这个大院时设想的不同，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了，但可能的事情都没有成为可能。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想不明白。我得重新认识自己，这并不容易。八年前我刚进入圈子的时候，我给自己带上了面具，那时我对自己说，我不过是为了上去做点事而不得不如此罢了，那时我也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的好处送到眼前来。戴了面具的我不是真实的我，真实的我是大山深处三山坳村的一个平民，是揣着几块钱去搞乡村调查的那个学生。可自己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虚假与真实竟换了位置，真真假假混沌一片也分不清了。坐在厅长的位子上我没了面具感，反而是到湖区去慰问灾民时就像戴了面具。说到底人不是一个神话，说到底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